一個作家的創作道路具有自身的特點，但是，它又不能不受時代的製約和限製。作家對時代現實的態度和感受不能不反映到創作上來。曹禺的創作道路是不平坦的。作為一個正直的進步的作家，他在整個民族的大動蕩的鬥爭旋渦中，在探索真理探求藝術的道路上勇敢地前進。如我們已經揭示出來的，由《雷雨》、《日出》的創作表現出作家敢於直麵現實的創作精神，帶來他現實主義創作蓬勃發展的勢頭，經過了《原野》的探索，當他還未來得及深入總結時，就迎來了全民抗戰的形勢。在祖國麵臨生死存亡的考驗關頭，他把他的全部熱情奉獻給這偉大的抗戰事業，《黑字二十八》、《蛻變》都是他愛國熱血沸湧的產兒。可以說，他是以空前未有的政治熱情從事創作的，他把對勝利的渴望，民族的“蛻變”化為炙人的理想溫熱。盡管他目睹國統區的黑暗腐敗，仍以他真摯的樂觀寫出了他“蛻變”的渴望。按理說，他似乎應當以更加充沛的抗戰熱忱去反映抗戰時期的鬥爭生活，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卻寫出了《北京人》。乍看起來，幾乎使人難以相信這是在抗戰時期寫出的作品，也幾乎嗅不出抗戰炮火的硝煙味。現象往往是迷惑人的，誰要是潛心地觀察和深入地思索，就會發現在《北京人》的“哀靜”的表層下仍然激蕩著曹禺那種熱情激流，蘊蓄著作家動人的理想溫熱。在他對抗戰前現實生活的描繪中，深刻烙印著他對抗戰現實的嚴肅的思索，他想得更深更遠些了。他並沒有“轉換方向”，而是更堅實地沿著他的現實主義道路向前發展前進了。他送給人們的不是一部悲劇，而是一部具有濃烈抒情色彩的喜劇。
曹禺說，“《北京人》可能是喜劇，不是悲劇。裏麵有些人物也是喜劇的，應該讓觀眾老笑。在生活裏，老子死了，是悲劇；但如果處理成為舞台上的喜劇的話，台上在哭老子，觀眾也是會笑的”張葆莘：《曹禺同誌談劇作》，《文藝報》1957年第2期。。我們認為，這是打開《北京人》思想和藝術底蘊的一把鑰匙，作家自己揭示了這部作品喜劇的本質。
當一個作家要寫出一部現實主義的喜劇時，它意味著作家對現實的喜劇感受是格外銳敏而深刻了。在吃人的社會中，當作家充滿對吃人現實的悲劇理解，自然，也能寫出偉大的悲劇；而作家終於發現了吃人現實的喜劇性，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往往說明著作家高昂的鬥誌和睿智的見地。曹禺終於寫出一部喜劇，歸根結底是喜劇現實的產兒。
抗戰的現實是變得越來越具有諷刺意味了。
從《蛻變》到《北京人》，雖然其間隻隔了一年時間，但這一年間形勢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經曆了一個從抗戰初期的高潮陡然跌落到低潮的階段。曾幾何時，它就使得人們由希望變成失望，由熱情而變得沮喪，而擺在全國人民麵前的現實是一幅極度令人憤慨的諷刺圖畫：一方麵是共產黨八路軍在最艱苦的條件下浴血奮戰，抗擊著日本侵略軍的絕大部分；一方麵則是蔣介石暗地裏背棄抗日、民主的諾言，消極抗日，積極製造反共摩擦，暗中策劃著投降活動。但是，蔣介石卻又打著“抗戰”的招牌，假統一之名，行獨裁之實，推行其“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專製主義，“反共、限共、溶共”的把戲愈演愈烈。在整個國統區，特務橫行，屠殺共產黨人，囚禁愛國人士。貪官汙吏形同虎狼，乘國難大發其財，人民怨憤已達極點。這些冷酷的現實，不但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的反動本質，而且暴露了黑暗的社會製度已經發展到腐朽垂死的階段。這種極度諷刺的現實，不能不引起作家的沉思。
伴隨著政治上的反動而來的，則是對進步文化事業也極盡摧殘迫害之能事。陽翰笙曾指出這一時期國民黨對進步戲劇事業的壓迫情況，他說：“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各級特務機關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卻對我們隨時隨地在行動上予以妨害，在工作上進行破壞，從而解散劇團，逮捕監禁，槍殺活埋，無所不用其極。”陽翰笙：《國統區進步的戲劇電影運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頁256。曹禺早已身受國民黨文化專製主義之害。《蛻變》演出時連蔣介石都出麵幹涉了。當時，國民黨一位宣傳大員找到曹禺說：“委員長看過這個戲了，有幾個地方沒有看懂，請你解釋一下。”一個作家寫了一個抗戰的劇本，竟使得蔣介石親自發難，可見文網周納，逼得人連抗戰戲也不能寫了。這種迫害幹涉，並沒有使曹禺放下他戰鬥的筆。他把創作的視野轉向抗戰前的現實，這既是被迫無奈的選擇，但又是一個具有深知卓見的恰當的決定。他自然不會再有熱情去寫他的“蛻變”願望，因為事實已粉碎了他“過分的樂觀”，但是他也沒有對祖國的前途產生失望。他的心情不是變得悲哀了，而是從事實的教訓中，更清楚地看到了希望在什麼地方。於是，他選擇了他熟悉的生活來寫，而把他對現實的喜劇感受熔鑄於一個大家庭的生活描繪之中。他把矛頭對準那像棺材一樣腐朽的社會製度，挖開眼前反動腐朽統治的根基；同時，把真正的希望——對革命的希望真切地展示出來。他的一位學生回憶了作家創作《北京人》時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