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舊城牆邊上的一幢房子裏，曹禺同誌寫作了《北京人》，那時候我還隻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學生。曹禺同誌也不過三十歲。他正熱愛著契訶夫，感到時代的苦悶，也憧憬著時代的未來。但他的思想已經不僅僅是停滯在憧憬裏，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為著幸福生活鬥爭的人們。所以他也熱愛我們那一群青年人。我們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劇本，寫好一段讀一段給我們聽。我記得江安的夜晚沒有電燈，桌上點著一盞煤油燈，鋪滿了稿紙，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誌以最真摯的心情敘說著愫方的善良，他回憶著充滿生命力的古代人類向自然的鬥爭，對當時的現實鬥爭充滿了希望。方琯德：《看〈北京人〉憶舊感新》，《戲劇報》1957年第13期。
《北京人》是一部對現實鬥爭充滿著希望的作品。盡管曹禺說，他寫《北京人》時，“還根本不懂得革命”，但是“我朦朧地知道革命在什麼地方了”曹禺：《曹禺選集·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這點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當他把他所描寫的生活同革命聯係起來，無論是觀察現實和描寫希望就帶來新的因素和新的特色。而我們把《北京人》的喜劇特質，是作為他現實主義發展的新特點加以看待的。
確實，《北京人》是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悲劇的。它的抒情氣氛是太濃鬱了，這種深沉的詩意抒情往往遮掩著它的喜劇性，它確實也有著悲劇的成分，有時，其中彈出的那種淒涼的調子和類似悲劇的場麵，也容易給人以錯覺。別林斯基曾說：“喜劇性、幽默、譏刺，不是大家都能懂得的，一切激起笑聲的東西，大多數人通常總認為比激起高揚的喜悅來的東西低。直接而肯定地說出的概念，總比其中包含著和字麵相反的意義的概念，容易被人了解些。喜劇性是文明之花，是發展了的社會性的果實。要懂得喜劇性，就必須站在教養的高級階段上。”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2卷，頁125。
一般說來，人們對現實的悲劇感受比較容易些，而喜劇性卻潛藏在現實深處，而《北京人》正是把隱蔽於悲劇現象後麵的喜劇性發現出來；那麼，作家就把他的現實主義的戲劇藝術推向一個更加深化的新境界。
很久以來，人們習慣把曹禺作為一個善於創作悲劇的作家來研究，而往往忽視了他對喜劇的興趣和追求。可以說，《北京人》也是作家長期以來探索喜劇藝術的必然結果。
還在《日出》寫作時，就表現了作家傑出的喜劇才能和強烈的喜劇興奮。當時，他就沉醉於契訶夫的戲劇藝術之中，深深地為《三姊妹》的藝術感動著。正如高爾基所說，契訶夫的戲劇“創造了一種完全獨創的劇本類型——抒情喜劇”。曹禺崇拜著契訶夫，並要“低首下氣地做一個低劣的學徒”，他所追求的正是契訶夫獨創的這種抒情戲劇的風格。正如我們指出的，在《日出》中滲透著契訶夫戲劇的影響，特別是在悲劇和喜劇的交織滲透上，頗得契訶夫抒情喜劇的啟示，但是，他沒有徹底貫徹下來，最後還是完成了一部悲劇。而從此契訶夫的戲劇藝術，如作家所承認的，“抓牢了我的魂魄”，成為他十分向往的美學境界。《蛻變》中，我們同樣看到了作家的喜劇激情，他運用諷刺的手法活畫出那些腐朽分子的嘴臉。夏衍甚至說，《蛻變》的第一、二幕“有點像《欽差大臣》”，“在布局上，可以說有點像吧”夏衍：《觀〈蛻變〉》，轉引自山東師範學院中文係現代文學教研室編：《現代文學參考資料》。。但是，因為他畢竟要寫出“‘蛻’舊‘變’新的新氣象”，也不能把這種諷刺的激情貫穿全劇。
需要提及的是，作家還改編過一個獨幕劇《正在想》。這個戲有人把他當做曹禺的創作了，其實作家在篇末注明了，它是“根據Niggli的TheRedVelvetGoad大意重寫”。它雖然是一個改編的劇本，卻表現了作家日益增長的喜劇激情。有人說：“曹禺有將近五年不曾寫作了，他很想改變自己與現實的關係，可能《正在想》所反映的正是作者此時自嘲的心境吧。”這個說法是不切合實際的。這個戲仍然是針對現實而發的。它寫一個變戲法的馬家班，生意蕭條，觀眾冷落，為了追求時髦便改演話劇，於是就鬧出許多笑話。對於欺壓人民作霸一方的保甲長作了辛辣的嘲諷，對於那些流蕩在生活底層的賣藝人，於善意的笑聲裏刻畫出他們的辛酸和不幸。它以喜劇形式展示了國民黨統治下的世態一角，內中透露出作家的激憤和感慨。
當我們回顧了作家的喜劇追求，就會對作家寫出《北京人》這樣的抒情喜劇不再感到是偶然的了，它是作家不斷積累起來的對現實的喜劇感受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