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意的主題
當《王昭君》發表之後，立即引起文藝界的熱烈反響。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79年底在全國報刊上發表了將近二十篇評論。民委和中國劇協還專門就《王昭君》聯合召開了座談會，楊靜仁、張庚、趙尋、金山等出席了會議。與會者給這部新作以高度評價，“一致肯定曹禺同誌為鞏固和發展我國民族團結所作出的貢獻”，認為“王昭君這個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可信的”，並且充分肯定它的藝術成就。參看《民委和劇協聯合召開〈王昭君〉座談會》，1979年8月31日《光明日報》。但是，某些國外人士把這部曆史劇說成是“填詞文學”，或者說是“沒有王昭君的《王昭君》”，這是不公正的。如果把《王昭君》放到作家解放後的創作道路上加以研究，那麼，可以說它體現了作家新的探索，並且有了新的創造。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作家經曆了十年冰雪風霜的磨煉，仍以其飽滿的革命熱情，寫下這樣一部昂揚著時代精神的曆史劇。作家以其傑出的藝術創造，對一個傳統的曆史題材賦予嶄新的藝術生命，顯示著他藝術青春的活力。
列寧說：“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列寧全集》第2卷，頁150。對《王昭君》來說，它的確提供了同類曆史題材的傳統作品所未曾提供過的“新的東西”。《王昭君》的曆史功績，首先在於作家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深入昭君出塞這一曆史事件的底裏之中，發掘出它所蘊藏的曆史精神；同時，他還以飛揚的藝術想象提煉了深刻而動人的詩意主題，使得曆史的詩意和現實的詩意水乳交融，使這樣一個古老的曆史題材首次為促進民族團結唱出一曲讚歌。
昭君出塞的曆史事件發生在公元前33年（漢元帝竟寧元年）。據曆史記載，自漢高祖開始，漢王朝就十分重視同北方匈奴的關係。因為經過秦末的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漢王朝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和安定的局麵，以便休養生息發展生產。這不但符合漢王朝統治階級的利益，客觀上也符合人民的願望。高祖接受婁敬的建議，同冒頓單於締結和親。由此，惠帝、文帝、景帝都繼承了這一和親政策，以聯姻的親戚關係作為漢匈之間團結友好和平相處的紐帶，於是形成了漢初七十年間的邊境和平局麵。漢武帝時，邊境又發生衝突。以馬邑地區的邊境衝突開始，漢匈友好關係破裂，此後又出現了上百年的互相攻伐的交戰狀態。到了公元1世紀時，匈奴由於部落貴族之間的鬥爭而逐漸衰落，漢王朝也由其鼎盛時期開始下跌。呼韓邪單於接受左伊訾王的建議，決定款塞入朝同漢王朝恢複友好關係，此後曾三次入朝。他於竟寧元年第三次入朝時，表示“願婿漢氏以自親”。於是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昭君）賜呼韓邪單於。這就是昭君出塞的背景和經過。在這次和親後，漢匈之間又出現了五十年漢匈友好相處的局麵。史稱“邊城晏閉，牛馬布野”，邊境上是一片和平興旺的景象。盡管這次和親是在漢匈統治階級之間進行的，但它在客觀上所起的曆史作用是不容抹煞的。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裏，的確，“昭君出塞成為漢朝與匈奴和好的曆史佳話”郭沬若：《中國史稿》第2冊，頁100。。
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民族友好團結的曆史事件，曆代文學作品中卻作了不同的反映，逐漸失去了它曆史的本來麵目。我們並不否認許多有關昭君出塞題材的作品有它誕生的曆史土壤，反映了當時時代現實的某些側麵，在曆史上起過積極作用。但是，昭君出塞的事件卻在這些作家的曆史唯心主義三棱鏡的透視下或多或少地被歪曲了。有些作品直接或間接地對和親政策表示懷疑或反對，表現了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如石崇的《王明君》，就把造成昭君悲劇的原因指向異族“殊類”，說什麼“殊類所非安，雖貴所非榮”。東方虯的《王昭君》直接反對了和親政策，所謂“漢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遠和親”。這不但把昭君看做是可憐的犧牲品，更主張訴諸武力解決問題了。但比較多的作品把昭君出塞看成是悲劇，從而借昭君的悲劇遭遇來抒發作者的種種不平和憤懣。如在《樂府詩集》中保留下來的《昭君怨》，借描寫昭君“離宮絕曠，身體摧藏。誌念抑沈，不得頡頏”的身心備受摧殘的不幸遭遇，來揭露封建統治者的迫害。有些作品哀歎昭君離鄉去國、葬身沙漠的身世。所謂“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葬胡沙”李白：《王昭君》。。“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杜甫：《詠懷古跡》。於對昭君命運的深切同情中流露出對婦女不幸的關注。有些作品則對昭君悲劇的原因進行探索。有的大罵毛延壽，有的甚至把矛頭指向了漢元帝：“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王安石：《明妃曲》。這些作品有它的人民性，但他們多著眼於昭君個人不幸的悲劇命運。雖然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對昭君的迫害而有著社會意義，但卻不能真實地揭示昭君出塞的曆史真義。到元朝統治者滅金亡宋之後，以昭君出塞為題材的作品主題有了一個鮮明的變化，有些作品則把昭君的悲劇作為抒發亡國之痛和對侵略者表示抗議的寄托了。馬致遠的雜劇《漢宮秋》是最有代表性的。它在民族矛盾的背景上寫了元帝和昭君的愛情悲劇，借此曲折地揭露元朝統治者的壓迫，對朝臣的屈辱投降賣國求榮有所鞭笞。同時，還讚揚了王昭君在國難當頭時挺身而出自願和番的保民族保國家的行為。這個作品思想因素複雜，但仍不失為一部有積極意義的作品。可是，它同樣對曆史事件做了歪曲的反映。因此，在曆代文學作品中描寫的昭君出塞事件總是以屈辱的悲劇形象出現的，而曆史真麵目也被歪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