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記載，為了興建三門峽大壩，陝西朝邑、新民兩縣被迫撤出，淹沒耕地百餘萬畝，外遷移民28萬多人，淹沒麵積和移民人數占整個庫區的83%和82%。
原陝西省委書記安啟元，曾經通過全國政協提交提案的努力，治理渭河與改變三門峽水庫運行方式。2003年渭河的一場水災，從事實層麵證實了安啟元先前種種警告，而三門峽大壩的價值重估也因此進入公眾視野。
渭河是陝西的大問題，哪任領導都關心，問題是沒有相應的渠道。渭河的複雜性在於，未建三門峽大壩之前，渭河的水量是充裕的。三四十年代進入西安，一般的選擇是從潼關上船，沿渭河而上，由此可見河水是很豐富的。渭河流經陝西的這一帶，被稱為關中地區，這裏集中了陝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82%的工業總產值。但是渭河水量逐年減少，渭河“上麵幹了，中間黑了，下麵淤了”。也就是說，上遊來水逐年減少，中遊汙染嚴重，而下遊由於三門峽大壩的興建抬高了水位，使得渭河水流不暢。一旦發水，即成洪災。渭河流域，平常水少，一旦來水即成大災。
洪災因其突發性，自然最引起政府的關注。按照慣例，水利工程建設，國家負責大江大河，即主要為幹流的治理投資。像渭河這樣的支流，一般會納入黃河治理的盤子裏來考慮。過去很難想象會把它的治理單獨拿出來。2001年，安啟元有關渭河治理的政協提案，納入了國家“十五”重點工程。
2001年10月，錢正英率全國政協、中國工程院渭河流域考察團抵達陝西，其中包括兩院院士張光鬥與潘家錚。
作為參與決策的人物之一的錢正英，在一份材料上說，在三門峽工程興建過程中，我任水利部副部長、部長，對這一工程，我是負有責任的。並且說，這個工程是考驗我們有沒有能力改正自己錯誤的一個工程。實際參與三門峽工程經曆的錢正英與張光鬥，顯然其心理背景與安啟元有著不同，但共同的是“努力解決此事”。
由此形成以全國政協名義上報的《關於渭河流域綜合治理問題的調研報告》，是這一係列程序中真正發生作用、有轉折價值的行動。國務院領導先後兩次就渭河流域的綜合治理做出了批示，此後政府各機構實際運作正式開始。渭河流域各省開始治理規劃的編製工作，水利部也委托黃河水利委員會製定整個渭河流域的規劃設計大綱。
渭河綜合治理最為核心性的問題是：一，渭河是資源性缺水，尋找什麼解決辦法？二，潼關高程問題，這也事關三門峽水庫運行方式，如何處理？
清華大學教授周建軍與中科院院士林秉南在《對黃河潼關高程問題的認識》的論文中，從科學角度得出結論：三門峽水庫在防洪、防淩、蓄水灌溉和下遊河道減淤等方麵的作用，將主要由小浪底工程承擔。
2003年渭河洪災後，安啟元第五次提交“停止三門峽水庫蓄水發電消除渭河下遊水災隱患”的提案。與此同時，陝西省人大代表也聯名提交相同的議案。稍早一些時候，陝西省委省政府有關領導也聯名向上級機構提出類似的建議。
同年3月19日，媒體報道說，渭河近期重點治理規劃通過專家審查。這一包括水資源配置與保護、防洪、水土保持等內容的規劃，2010年前規劃安排投資205億元。這是渭河治理曆史上最大的一筆投入，在全國支流河域的治理投入中，也沒有過這麼大的額度。
這是一個階段性成果。但對三門峽工程，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花樣年華的母親河
渭河邊一位叫鄭晨學的普通農民，8年尋拾遠古生物化石近400件，並辦起了渭河古生物化石展。他說，遠古時代，渭河該是多麼美好的地方，河岸上有大象、水牛出沒，野鹿在來回奔跑，河水中有魚、貝等。作為渭河千百年來哺育的萬千子孫的一員，他收集化石的惟一目的是，希望人們了解渭河的過去，關注渭河的現在和未來，他把這視為做功德。
有關專家看過照片後，對鄭晨學多年收集、保護如此眾多的渭河古生物化石的行為大加讚歎：作為一個農民，這種精神實在是難能可貴。這些化石對於研究渭河曆史變遷和環境變化，將提供豐富的實證。
西北大學地質係專門研究古生物的教師李永項介紹說，他的導師、我國著名的古生物專家薛祥煦教授曾對關中地區古生物及環境演變做過大量科學研究，並在早些年采集到一些來自鹹陽地區間河流古生物化石，在樣本基礎上進行大量科學研究後揭示，早在2萬多年前，渭河兩岸氣候溫涼偏濕，適於古菱齒象、披毛犀等動物群的生存。稍後，氣候開始明顯變幹、變冷，許多動物難以適應而死亡。他說，從記者提供的鄭晨學收集的古生物化石樣品照片看，在2萬年前，渭河沿岸草木茂盛，當時不僅有大象、犀牛、水牛、鹿之類的動物，而且河中還有蚌類等多種淡水軟體動物。隨著環境和氣候變化，這些動物後來都不存在了。“這些化石中，儲存著大量的科學信息，對於研究遠古渭河環境及氣候變化，有著重要意義。對於鄭晨學來說，曆時數年，收集這麼多的古生物化石，精神難能可貴。但研究和破解這些化石所包含的科學信息，則需要專門的科學工作者。因此希望有關方麵能妥善協調，使這些來自渭河的古生物化石，最終能通過專門的機構加以研究和保護，使之達到科學了解渭河曆史變遷、保護渭河環境的目的”。
《中國國家地理》載文說，渭河這條流淌在秦嶺北麵關中平原之上的河流，是黃河的一條支流，但在中華民族文明(尤其是漢民族)發生和形成的意義上，它的重要性並不亞於黃河。黃河的上遊和中遊地區，對中華民族的形成並沒有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對中華文明的形成起到關鍵性作用的地方是黃河的三條支流——陝西的渭河、山西的汾河、河南的洛河所圍成的“三河地區”。汾河穀地是堯、舜、禹的故鄉，洛河是夏、商王朝的所在，如果說汾河與洛河流域誕生的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童年，那麼渭河所孕育的文明則是中華民族的“花樣年華”青年期。這隻要看一下中華民族最重要最輝煌的四個朝代周、秦、漢、唐皆建都於此就足以解釋了。
據地質學家研究，黃河曾經沿著今日渭河的河道流淌，後來才從今日蘭州處改道向北走了一個“幾”字形的大拐彎。假如黃河仍舊沿著渭河的河道流淌，那麼還會有“八百裏秦川”的富饒嗎？還會有周、秦、漢、唐的中華文明之輝煌嗎？以黃河之洶湧暴烈、泛濫無常，難以設想在它的兩岸會有秦之宮殿，漢之長安。
黃河兩岸的文明都是產生在黃河的支流而不是主流上，這是因為文明的產生，需要自然環境提供不大不小的挑戰和刺激，人類成功的應戰產生了文明，黃河主流的挑戰太大了，人類的童年承受不了，無法應戰。而像汾河、洛河、渭河這樣的水量適中、溫順馴服的河流，正適合人類的童年。也許，天諳其道，欲興中華，因此黃河改道北上，形成一個“幾”字形的屏障一樣的大拐彎，留下一個繈褓般的關中盆地讓渭河發育成長。
如果說黃河是搖籃，那麼搖籃中的寶貝是渭河。
從地理的角度看，渭河無疑是黃河的支流，但是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渭河是主流，是正源，它與陝西潼關以下的黃河流淌方向一致，從西向東，直至大海，在中國的中部形成一條軸線，這條軸是中華的文化之軸，中華文明的書頁是以此來翻動的，這就是渭河非同小可的意義。
當肌體的血液不再平衡
在古老的中國，首先被開發的經濟區是黃土高原。
黃土高原的大部分在秦漢以前是草原與森林相間的遊牧區。秦時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土地相應得到開發。土層厚實、水源充足的黃土高原，被秦國用作立國之本。由秦到漢,人口賴黃土高原養存，文明靠黃土高原支撐。當全中國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這片土地上時，它的承載極限開始到來。春秋時期從如今的鹹陽一帶可由渭河直接行船到今天的寶雞，但到漢初就已完全不可能。
從水資源到土地資源的全麵緊缺，使生產關係的暴力調整全麵爆發。生存欲望引導的北方人口向長江以南的遷徙，從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長達幾百年的大遷徙，在長江下遊造就了新的經濟區。這一經濟區達到承載極限後，又陸續造就了長江中遊、長江上遊經濟區、東北經濟區。
有位學人指出，古人把河流斷流視作亡國之兆是有道理的。因為在河流作為農業的惟一水源、農業作為經濟的惟一內容時，水源的消失對一個經濟區的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
在現代社會，斷流對人類的打擊不再是毀滅性的，人們對付斷流也有了更強的力量、更多的方法。但盡管如此，其對人類的危害同樣巨大，所影響的因素也是非常廣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