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學了,母親給我納了一身新衣裳,用的是她新織的花格土布。母親的織布手藝是從娘家帶來的,白藍紅黑在經緯中變化著,形成一定的規律,顏色搭配的不同便有了新的圖案。從這時起,我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家人時常吊在嘴上的叮嚀,娃,好好念書。
公辦小學堂以前隻有鎮上的一所,三幾十裏路遠,後來塬上設了一所,離村上也有五裏路。長輩們所識不多的字,是在那裏獲得的。族人開的私塾,最早在北塬上的祠堂裏,隨著遷散和多年的亂世,祠堂也坍塌了,沒能再修複起來,空留著老宅村道上那些鏽跡斑斑的石牌坊和鐵旗杆。遷居凹裏後,私塾設在村邊的小窯裏,請了一位先生教書,有三幾個學生。念的書無非是《三字經》,還有那本《百家姓》,能背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諸魏蔣沈韓楊,後邊是什麼,大都記不住了。
村上的小學堂是入社後新辦的,在幾個自然村居中的梁峁上打了一大一小兩孔窯。小的盤了炕,是教師的住處;大的壘了泥垛子,架上木板,置了黑板,便是教室了。我離開家,爬上有幾十個拐彎的坡路,就到梁峁上的小學堂了。站在梁峁上,凹裏的整個老槐樹變得很小,平常隻看到頭頂上的一部分,是那麼遮天蔽日。在高處,也能看見對岸的土塬和溝壑,遠處是霧蒙蒙的山川。
我走進教室,座位在靠裏邊的一排,和我一起上一年級的有五六個學生。挨著的依次是二三四年級。老師是後村人,三十來歲,黑麻麻的,目光很嚴厲。他的胳肘窩裏夾著課本,手拿一根細細的樹枝做成的教鞭,一旦步入教室,剛才的喧嘩頓時消失了。老師徘徊在狹長的課堂上,在四個不同大小的黑板上出完各年級的題,又分頭講解,單個教練,擺布得井然有序。誰調皮搗蛋,老師的教鞭便準確地落在誰的頭上,有輕有重,多是嚇唬嚇唬。老師厲聲點誰的名,誰便下意識地抱住頭,接受懲罰。在長輩們看來,嚴厲的老師是好老師,如果說連娃們都管不住肯定不怎麼樣。我是沒挨過老師的教鞭,不知老師是真打還是做做樣子。最調皮搗蛋的是小叔,人都叫他刀客,對念書沒一點興趣,天生是好武的命。老師舉著教鞭打他,他找來一根早就備好的酸棗刺和老師對陣,直逼得老師哭笑不得。周圍的娃們沒有不怕小叔的,誰要敢叫一聲刀客,他就讓誰鼻子口裏見血。他的身上也從未斷過傷疤,這兒好了,那兒又有了。對同歲的侄兒我,小叔從來是個保鏢,沒有誰敢欺負我。祖父見小叔不是念書的料,就讓他休了學,早早地跟大人上山放羊去了。上學的路,一遇上雨天雪天,這坡路便讓娃們連滾帶爬,有時跌得泥人一樣。教室裏開始沒生火,冬天的日子不好過,經常被凍得跺腳,手上也生了凍瘡。小學堂裏沒有敲的鍾,老師也沒有手表,隻有一個小鬧鍾,上下課或放學是老師定了鬧鍾的。記得有一次,老師教同學們認時間,提問到我時,見我答得很準確,就讓我到老師窯裏看鍾表。讓我心跳的不是怕認錯了表,而是那種神聖的環境氣氛。平時站在白門簾飄蕩的老師門前,喊一聲報告,聽到進來的回應,才躡手躡腳地走進去,放下作業扭頭就走。他教同學們玩遊戲,讓大家團團坐好,閉上眼睛,由一個小同學把小手絹丟在誰的背後,然後揭開謎底。跳的舞是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個好朋友,敬個禮來握個手,你是我的好朋友。隻有在唱歌跳舞時,才能從老師嚴肅的臉上看到笑容。
老師家在後村,三五裏地,隔三差五得回家料理莊稼和家務,平時是在學生家輪流吃派飯的。到了三年級,老師因家境困難,憑工資養活不了一家人,辭職回家種地了。在我家裏吃最後一頓派飯時,母親特意給老師蒸了幾個白麵饃,炒了一盤雞蛋。父親說,娃們都服你,說你書教得好,識了不少字,大人也都舍不得你走。老師說,窮教書匠,連個家都養不了,還不如種地的好。你這娃是個好苗子,好好供。事隔三十年後,我寫村小老師的一篇文章被他看到了,問尋到我回家探望,白發蒼蒼的老師趕到家裏,對我說,你有出息了,不過你文章有一點說得不對,我是家境困難辭職的,不是什麼國民黨三青團員,又當了什麼右派被遣送回家的。我說,那時候我小,不懂事,是我記錯了,老師說得對。我送老師走過梁峁上,小學堂早已廢棄多年,三十年漫長的光陰都到哪兒去了呢?
接替老師的是他的本家子,一個剛走出學校門一兩年的師範生。新老師是個文雅人,但對不服管教的孩子,也少不了體罰,讓你站在那裏一堂課或大半晌,直到認錯為止。原先老師沉穩憂鬱,人到中年的日子讓他浪漫不起來了,除了一頂藍色簷簷帽,與莊稼人的區分是不大的。而新老師二十出頭,充滿理想的活力,衣著穿戴保持著學生裝,明顯區別於莊稼人肥大的棉襖和在腰裏打折的長褲。高高的個子,白白的長臉,甩動偏分頭,加上一條飄飄的長圍巾,讓新老師成了孩子們的榜樣。他給我們戴上紅領巾,那是一角比老土布光鮮的紅洋布,摸起來像母親櫃子裏藏的綢緞被麵子。新老師說,那是紅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他教我們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接過先輩的革命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豔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不怕困難,不怕犧牲,頑強學習,堅決鬥爭,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在這優美的進行曲中,鄉村少年的心裏有一道雨後彩虹,想著長大後就是課堂上老師講的那些英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