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日益繁盛的千年古都西安城裏，文化人多如牛毛。說到書畫行當，趙振川的名字是讓人敬畏的。是的,他是名門之後，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但他走過的卻是一條苦澀的求藝之路，如父親趙望雲所說的筆墨的“瀝瀝槎槎”，直把闌幹拍遍，終成大氣象。當今,畫家趙振川的名聲大振，鵲起中國畫壇，論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
當時，遷居西安的布衣畫家趙望雲，帶著在河西走廊寫生的作品返回重慶，郭沫若欣然寫下了“從茲畫史中，長留束鹿趙”的詩句。振川也就是在此之後的第二年出生的。而二十一世紀當今中國畫壇上的“束鹿趙”，非其子振川莫屬。其一脈相承的仍是道法自然，心手如一，畫隨時代，別開生麵。
事隔多少年後，黃胄感慨地回憶說：“振川，是我一手抱大的。”那時，貧苦無告而又熱愛藝術的青年黃胄、方濟眾、徐庶之先後來到趙望雲家，吃住在家裏跟師父學畫。這在當下，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棋琴詩畫，筆墨紙硯，振川自幼生活在藝術氛圍濃厚的家庭，在國畫上深得父親的言傳心授，也自然受到師兄們潛移默化的影響。
建國初，作為西安畫壇元老的趙望雲被任命為陝西省文化局副局長，被選為中國美協西安分會主席，石魯任副主席，陝西畫壇空前活躍。剛上中學不久的趙振川，因父親被打成“右派”，使他天真的心靈開始伴隨著政治運動而屢受摧殘。老舍先生與朋友說，我們一直在一起，蔣介石拉我們去做官，我們都沒去，堅決走抗戰道路，一直很進步，趙望雲怎麼能劃成右派？這一年，振川受到家庭出身的歧視，被分配到了計劃統計學校讀書，他愛畫畫，不愛數字遊戲，但也隻好無奈地聽從命運的擺布。青春困厄，前途渺茫，他給正在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的父親寫信，訴說自己的痛苦，父親回信安慰兒子說，前途是光明的，要有信心。他和母親去北京探望父親，那天，大雪初霽，父親帶他來到頤和園，讓他畫幅畫。振川畫的是一幅雪壓青鬆的速寫，父親高興地說，不錯，可以得“甲”。這讓兒子年輕的心、脆弱的情，感受到了巨大的支持，精神又振作起來。
期間，振川有機會隨父五進河西走廊，三進敦煌，旅行寫生，使之眼界大開。接著，父親創作了《青海湖》、《風雨歸牧》等作品，相繼在西寧、蘭州、西安舉辦了寫生畫展，受到廣泛好評。但當時也有人說“離階級鬥爭遠了點”，並托他給父親捎話。當然這離不開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捎話人也有好意的一麵。當他把這些告訴父親時，父親毫不猶豫地說，他不懂藝術。振川當時心裏則有些不安，有些擔憂。曆史驗證了父親在美術創作上所堅持的藝術道路是正確的，在當時能夠有這樣的勇氣與藝術上的定力，又一次折射出父親尊美重德的人品與文化精神的力量。
這一年，首都中國美術館展出了趙望雲和石魯、何海霞、李梓盛、康師堯、方濟眾的國畫作品，在全國引起轟動，之後被稱為長安畫派的第一次亮相。這次展覽突出地表現了西北風情，有著強烈的藝術個性和粗獷、豪放的藝術感染力，從而引起美術界的關注，長安畫派逐漸形成。從而，結束了陝西乃至西北繪畫幾百年來的沉寂和蕭條，開創了中國畫創作的新路。統計學校結業後，振川的命運似乎有所轉機，如願以償地進了美協國畫學員班學習，步長安畫派之後塵，開始了自己的藝術生涯。從小學畫時，振川就受到父親的指教，在這新的環境裏，又得到長安畫派幾位大師的點撥，石魯、何海霞、方濟眾手把手地教他練習書法繪畫。經過近三年的學習，使他對中國畫的基礎理論有了初步的了解，並掌握了一些長安畫派的創作方法。
然而好景不長，1964年冬季，批資產階級“裴多菲俱樂部”的運動旋即展開，社會動員上山下鄉。在美協學畫的這批學員，被列入上山下鄉動員之列，振川又麵臨著被下放插隊的可能，又一次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他精神極度困惑時，父親則有著不同的看法，沒有那麼沮喪，反而樂觀地對兒子說，下鄉對你是件大好事情，能在鄉下的生活裏去鍛煉一段時間對你有益處，也能促進你的成熟，對今後畫畫的發展是有好處的。父親的態度很堅定，兒子別無選擇。
振川下鄉插隊到了陝甘邊界的隴縣李家河普陀生產隊，一幹就是八個春秋。腰紮一根麻繩，身穿一件棉襖，肩扛一把钁頭，放羊牧馬，住窯洞睡土炕，日子雖然艱辛，卻磨礪了他對待生活的韌性。鄉間的一切活計他都幹遍了，而且幹得不錯。用他的話說，這是脫胎換骨的八年，一個人的抗戰。這段酸辣苦甜的煉獄般的生活經曆，日後被他總結為藝術人生中重重的一筆。從此，他也親身體驗到真正有作為的藝術家是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尤其在年輕的時候。他的思想情感，包括以後對藝術的感受，從這兒開始有了深刻的蛻變。這種體驗是在經年累月勞作的汗水和艱辛生活中熬出來的，是骨子裏的體驗。許多人也許是用眼睛看到溝峁山梁，他卻是印在心裏的，流淌在血液中的。八年的農村生活，使他認識了生活的真諦，至少讓他鍛煉成了一個勞動者，使他在以後的藝術勞動中變得堅韌，在困難麵前有了信心，不會動搖。在他已經六十多歲的時候，回首望去，應該說父親當年的決定是對的。他也由此體悟到，長安畫派為什麼使中國畫從古典形態走向了現代形態，在表現現實生活，體現時代性、民族性和人民性方麵有別於其他藝術流派。
“文革”期間，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工作的黃胄被打成“驢販子”、“國民黨上尉軍官”。軍博外調人員來趙家調查，當時振川正好在家中。當問及此事時，父親說，那時是抗日戰爭後期，為躲避日軍的轟炸，我們全家逃到了平涼，當時黃胄也去了。當地駐軍的官員和父親認識，遂向駐軍要了件軍裝讓黃胄穿上，為的是出外寫生方便，以免誤會，所謂“國民黨上尉”也就是這樣說起的。父親向外調的人說，如果有錯那就算在我頭上吧。振川在旁邊聽著父親的一席話，嚇了一跳。當時對父親的話不滿，心想這時候還給自己攬事情。當時，美協大院因地處市中心鍾樓旁邊，成了重災區，有個叫“紅大刀”的造反組織到美協造反抄家、打砸搶。一天，父親被進駐美協的西安美院的造反學生用帶釘子的木棍打得渾身是血，落下了半身不遂。有人檢舉在廁所裏發現反動標語，說是像石魯寫的，並要求父親去辨認，父親看後說，我看不像石魯寫的字。在那個時期能夠勇於承擔事情的人實在少，而父親的這一舉動讓他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