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京劇而作的一支安魂曲
走走
《琴腔》的美感，在於這篇小說的語言，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就喜歡上它的原因。它有一種純正的中國式句子的滋味，精準又非常能挑起氣氛、渲染情緒。今天大部分年輕的小說作者，似乎太具備西方的現代性，因而再也寫不出中國式的句子、中國式的意識、中國式的精神。沈從文的文氣，到了汪曾祺那裏，已幾近絕響。
記得那還是2013年元月的初次聯係，彼時的常小琥還是一位雜誌編輯，一開始他隻給我發來了小說的上半部分，兩萬來字，看得我意猶未盡。四天之後，在我的催促下，他發來了全本。小說中閑雲野鶴般的“宗師”氣度在京劇這樣一個今天看來雖高雅卻不合時宜的夕陽之物的襯托下，先有宏大底氣，繼而蕭條破敗。有人風光有人落寞，有人熱鬧有人平淡，最終卻是煙消雲散。再大的心結，也不得不釋懷，正是人間世象。
我將初稿拿給《收獲》送審後，同事建議：龐大氣象隱現，何不寫成長篇？於是這部小說，當年的5月有了第二版，從四萬字拉扯成了六萬字的小長篇。為了製造敘述的可能性，一個原本優美頹敗的世界突兀地染上了血光，當時又覺得有些缺陷，於是我痛下狠手，在第二版的基礎上又刪回了四萬字。整個刪、校的過程，曆時幾乎一年。
我和小琥隻在北京匆匆見過一麵，據說這部作品建基於他多年的采訪，但他卻講得自然天成。所有人物都不幸福，有的是因為太過聰明，有的是因為太過世故，有的又是因為太過清高。但小說最為成功之處在於一個八〇後的年輕人，如何以20世紀70年代的眼光和姿態，漫遊在一個古舊的、精氣神都在消逝的藝術的小世界。他凝神注視傳統，想到它將蕩然無存，他的目光中充滿了憂鬱，於是，華美的敘述中又帶著委婉的放棄。
從敘事形式而言，小說是線性的，所謂平鋪直敘，沒有玩那些複雜花哨的手法。在人物的塑造方麵，顯然可見作者的性格。所有人骨子裏都是善意的，即便是渴望權力的嶽少坤，也因為安頓好了整個團，讓大家都過上了更好的日子，顯出某種淳樸的農民村長的氣質。他不是沒有氣概和理想，隻是自身有限的能力在更重視物質生活的時代推動下，虛胖成了勃勃的野心。
秦學忠這個人物一定是作者最愛的，寫他的語言明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他的一舉一動，都閃爍出精神的、靈魂的光芒，這說明作者對技藝這個行業的最高品質有著深刻的體認。然而最終，琴聲無非幻象，生活總在迫使我們回到庸常。秦學忠所麵臨的庸常不僅是為了生計需要的走穴，還有一個很可能不是自己兒子的兒子。他的態度是曖昧的，他的眼睛不是看破紅塵因而揉得進沙子，他隻是迷戀美的價值。他太了解“美”是什麼了，雲盛蘭那風韻猶存的美就是許諾給他的幸福。對美一以貫之的尊重，保證了最多的寬容，對感情深沉的忍耐和對夫妻關係理解的細膩。
我一直沒有機會問一問小琥，為什麼他要去寫這樣一個故事，為什麼他想要去了解這些東西，他是預感到自己有可能是見證這些傳統文化的最後一代人嗎？為什麼他覺得自己有責任，要保存對這些東西的記憶以及其中傳承多年的情感？但這卻使他的小說在大量虛構自我困境、隻有“我”或唯獨沒有“我”的八〇後文本中脫穎而出。
裏爾克在《杜伊諾哀歌》第九首中寫道：
這些東西的生命，
在不斷地逝去，它們知道何時你會讚美它們。
它們相信，速朽的我們，最為速朽的我們，會來拯救它們；
希望我們在看不見的心裏把它們—無窮無盡地—變成我們自己！
帶著一種如秦學忠一般的頑鈍的天真，小說洋溢著懷舊的情調。京劇豐富的行業文化也給文本帶來一定的曆史深度，而這又和作者的心性心心相印，文字於是定格了京劇最後的回光返照，沒有輩出的高手風雲際會，隻有一個孤獨的秦學忠遁入一種境界。如果你不由得聯想到阿城的《棋王》，那是因為這兩部小說都淳厚、耐看，有濃鬱的文化氣息，同時，又都不像王家衛的《一代宗師》，缺乏真實的世俗氣。有了形而下的吃欲、情欲、物質生活之欲，才能撐起形而上的“道”。琴棋書畫，都是術，不是道；無所謂人生成敗輸贏，才是近於道。
小琥和阿城，寫的都是本質上的“普通人、小人物”，即便有一瞬揚花吐實，縱恣人間，終究還是落於世俗，隨遇而安。而秦學忠與嶽少坤之流的差距，也許隻在於，當整個世界洪流般向你湧來時，你仍然鎮定自若任其滅頂。
雖然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到達彼岸。
（作者為青年作家，《收獲》雜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