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最早起源於民間，後來，文人依照樂譜聲律節拍而寫新詞，叫做“填詞”或“依聲”。從此，詞與音樂分離，形成一種句子長短不齊的格律詩。五、七言詩句勻稱對偶，表現出整齊美；而詞以長短句為主，呈現出參差美。
詞有詞牌，即曲調。有的詞調又因字數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體”。比較常用的詞牌約100個。詞的結構分片或闋，不分片的為單調，分二片的為雙調，分三片的稱三疊。按音樂又有令、弓丨、近、慢之別。“令”一般比較短，早期的文人詞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夢令》《搗練子令》等。“引”和“近”一般比較長，如《江梅引》《陽關引》《祝英台近》《訴衷情近》。
而“慢”又較“引”和“近”更長，盛行於北宋中葉以後，有柳永“始衍慢詞”的說法。詞牌如《木蘭花》《雨霖鈴》等。依其字數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調”“長調”之分。據清代毛先舒《填詞名解》之說，58字以內為小令，59—90字為中調，90字以外為長調。
宋詞的發展曆程
兩宋三百餘年的詞壇，先後共出現過六代詞人群體，宋詞的發展曆程也相應地經曆了六個階段。
1.第一代詞人群（1017—1067）的因革
第一代詞人群，以柳永（987—1053）、範仲淹（989—1052）、張先（990—1078）、晏殊（991—1055）、歐陽修（1007—1072）等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他們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兩朝的“承平”時代，個體的社會地位都比較顯達，除柳永、張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閣重臣，其中晏殊、範仲淹和歐陽修官至宰輔，位極人臣，人生命運相對來說比較順利適意。其詞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時代的享樂意識和樂極生悲後對人生的反思。
這一代詞人，從創作傾向上可分為兩個創作陣營：柳永、張先為一陣營，晏殊、歐陽修、範仲淹、宋祁等為一個陣營。
晏、歐諸人，雖然詞作並不少，但都不是專力為詞的詞人，“或一時興到之作，未為專詣”（馮煦《宋六十家詞選例言》），走的是五代花間、南唐詞人的老路，繼承性大於創造性，連詞調、詞體的選擇和運用都跟五代詞人一樣，是以小令為主。不過，晏殊和歐陽修等人，在宋詞的發展史上，仍然有其創造性的貢獻。他們以眾多的藝術圓熟、意境渾成的典範之作，強化了溫庭筠等花間詞人開創、定型的抒情範式，進一步確立了以小令為主的文本體式，以柔情為主的題材取向和以柔軟婉麗為美的審美規範。在題材、藝術上也有所開拓創新。如晏殊的《破陣子》（燕子來時新社），將藝術鏡頭由傳統的青樓歌妓、紅粉佳人移到了鄉村“采桑徑裏”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繪生動傳神，一洗濃豔的脂粉氣，給詞壇帶來一股自然清新的氣息。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更將藝術視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讓“白發將軍”和戍邊征夫昂首走進詞世界，尤其具有開創性。伴隨“白發將軍”而來的，還有歐陽修筆下“揮毫萬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紀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勳臣（《漁家傲》），蘇舜卿筆下“壯年憔悴”“恥疏閑”的大丈夫（《水調歌頭》）等抒情人物形象。這些男子漢、大丈夫形象的出現，動搖了五代以來詞世界由紅粉佳人一統天下的格局，預示著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開始進人詞世界而欲與紅粉佳人平分秋色。
11世紀上半葉的詞壇，是宋詞的“因革期”。既有因循傳承，又有革新創造。如果說，晏、歐們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間、南唐詞風，因循多於革新，那麼，柳永則主要是對五代詞風的革命，其革新、創造多於因循。
概括地說，柳永具有“三創”之功。
一是創體。柳永大力創作慢詞，擴大了詞的體製，增加了詞的內容含量，也提高了詞的表現能力，從而為宋詞的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藝術形式與文本規範。
如果沒有柳永對慢詞的探索創造，後來的蘇軾和辛棄疾等人或許隻能在小令世界中左衝右突而難以創造出輝煌的篇章（蘇、辛名作多為慢詞）。同時的張先、歐陽修、杜安世、蘇舜卿、聶冠卿、沈唐、劉潛、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創作過慢詞。他們的推波助瀾，也促進了慢詞的發展。
二是創意。柳永給詞注人了新的情感特質和審美內涵。晚唐五代以來的文人詞，大多是表現普泛化的情感，詞中的情感世界是類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與詞人自己的內心世界分離錯位，不像詩中的情感世界那樣與詩人自我的心靈世界對應統一。其中隻有韋莊和李煜的有些詞作開始表現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著李煜開啟的方向，注意把詞的抒情取向轉移到自我獨特的人生體驗上來，表現自我的情感心態、喜怒哀樂。他的“羈旅行役”詞，就是傾瀉他在仕途上掙紮沉浮的種種苦悶。他的羈旅行役詞中的情感世界，是“蕩子”柳永自我獨特的心靈世界，從而衝破了此前詞中普泛化、類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籬，給詞的情感增添了個體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詞的抒情取向朝著創作主體的內心世界回歸、貼近。此後的蘇軾，雖然詞風與柳永大相徑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卻是沿著柳永開辟的自我化、個體化方向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