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創法。晚唐五代詞，最常見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傳情法，即運用比興手段，通過一係列的外在物象來烘托、映襯抒情主人公瞬間性的情思心緒。而柳永則將賦法移植於詞，鋪敘展衍，或者對人物的情態心理進行直接的刻畫；或者對情事發生、發展的場麵性、過程性進行層層的描繪，以展現不同時空場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態。因而他的抒情詞往往帶有一定的敘事性、情節性。從小令到慢詞，體製擴大，結構有變。柳永的鋪敘衍情法，正適應、滿足了慢詞體製、結構變化的需要，解決了詞的傳統抒情方法與新興體製之間的矛盾，推動了慢詞藝術的發展。後代詞人，諸如秦觀、周邦彥等，多承此法並變化而用之。
張先的年歲與柳永相仿而高壽，他享年八十九歲，創作活動一直延續到第二代詞人陸續登上詞壇後的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頗受新一代詞壇領袖蘇軾的敬重。張先創造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抒情寫景名句，提高了詞的藝術品位。他創作的慢詞，數量僅次於柳永，對慢詞藝術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推進作用。張先詞又常用題序，緣題賦詞，寫眼前景，身邊事，具有一定的“紀實性”。詞的題材取向開始由遠離創作主體的普泛化情事轉向貼近於創作主體的日常生活環境，由因情“造境”轉向紀實“寫境”。從此，詞像詩一樣也具有表現創作主體自我生活世界和心靈世界的功能。其後蘇軾詞多用題序，點明詞作的時、地、環境和創作動機，就是受到張先的啟發和影響。
2.第二代詞人群（1068—1125）的開創
第二代詞人群，是以蘇軾（1036—1101）、黃庭堅（1045—1105）、晏幾道（1038—1110）、秦觀（1049—1100）、賀鑄（1052—1125）、周邦彥（1055—1121）等為代表的元祐詞人群。此外著名的詞人還有王安石（1021—1086）、王觀、李之儀（1048—1127）、趙令畤（1051—1134）、晁補之（1053—1100）、陳師道（1063—1101）、毛滂（1064—1121）等。
這代詞人的創作曆時半個世紀，大致始於11世紀60年代中期，終於12世紀20年代初。第一代詞人柳永、範仲淹、晏殊等已於11世紀50年代先後去世，隻有張先、歐陽修兩位詞壇老將活到70年代而親手傳下接力棒。第二代詞人中，王安石、蘇軾的詞創作開始於60年代。而作為一代詞壇領袖的蘇軾，其詞風直到70年代，亦即歐陽修、張先行將退出詞壇之際，才走向成熟。其他如黃庭堅、秦觀、賀鑄等，也是到70年代後才嶄露頭角。故第二代詞人的創作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1068—1125）。
這代詞人所處的時代，是政治“變革”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政局多變、新舊黨爭此起彼伏、黨派之間相互“傾軋”的時代。神宗朝（1068—1085），新黨執政，推行新法，反對變法的舊黨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祐年間（1086—1093），高太後垂簾聽政，起用舊黨人士而力斥新黨，屬於舊黨的蘇軾及蘇門諸君子紛紛回朝，會師於汴京，詩詞酬唱，酒酣耳熱，文壇盛況空前。高太後歸天後，在哲宗親政的紹聖、元符（1094—1100）年間，新黨卷土重來，並大肆迫害舊黨人士。蘇軾及其門士都受到殘酷打擊，貶謫放逐，無一幸免。徽宗即位之初（1100年），還想調和新舊兩黨的爭鬥，但一年之後，新黨的投機分子蔡京等執政，又大開殺戒，對舊黨實施了更為嚴酷的打擊。政局的動蕩變化，直接影響了卷人黨爭漩渦的詞人的命運。蘇軾及蘇門詞人的升沉榮辱緊隨著政局的動蕩而變化。這一代詞人比上一代詞人更普遍、更多地體驗到命運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們都是文壇（詞壇）上有盛名而政壇上無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這個時期的詞作主要表現的是個體生存的憂患和人生失意的苦悶。
從社交群體看，這一代詞人大致可劃分為兩個群體：一是以蘇軾為領袖的蘇門詞人群，黃庭堅、秦觀、晁補之、李之儀、趙令畤、陳師道、毛滂等屬之。晏幾道、賀鑄等雖不屬蘇門，但與蘇門過從甚密。二是以周邦彥為領袖的大晟詞人群：晁衝之、曹組、萬俟詠、田為、徐伸、江漢等屬之，他們都曾經在大晟樂府內供職。
就創作時代而言，這兩個群體略有先後。大致說來，11世紀下半葉後30餘年（神宗、哲宗二朝）的詞壇，是蘇門的天下，周邦彥雖然在此期也有名作問世，但籠罩在蘇門的光環之下而沒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蘇軾及黃、秦、晁、陳等蘇門中堅詞人，在12世紀的頭幾年都先後去世，故12世紀一二十年代（徽宗朝）的詞壇，則由周邦彥等大晟詞人唱主角，雖然李之儀、趙令畤、毛滂等蘇門詞人仍繼續在創作，但力量和影響都難以與周邦彥等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