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期的散文風格各異、樣式不一，呈現一派繁榮景象。就形式而言，有記敘、寫景、抒懷、言誌、評述；風格上形成了魯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衝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鬱達夫等人的豪邁揮灑，葉聖陶、許地山的樸素平直，徐誌摩的濃豔絢麗等。
“語絲社”的周作人是小品文的開拓者之一，代表作《故鄉的野菜》《烏篷船》《菱角》《夏之夢》等多以小題材為描述對象，筆調從容、閑逸，於趣味性、知識性中潛移默化地培育著對生活的熱愛。他的議論性散文在當時也占有重要地位。與周作人藝術風格相近的是同為語絲社的林語堂。他的代表作《翦拂集》著力諷刺時弊，批判傳統的中庸哲學，強調與舊世界的鬥爭。俞平伯的《雜拌兒》《燕知草》等也帶有與周作人類似的雅致，但同時又多了些晦澀的味道。
郭沫若與鬱達夫同屬奔放瀟灑一派。郭沫若的散文詩集《小品六章》文筆精美，語言雕飾，設景味道深長；鬱達夫的遊記散文中《屐痕處處》和《釣台的春晝》是代表他風格的作品，尤其是後一篇，寫出了富春江秀麗的景色，於憑古懷悼之間，抒發了對現實的憤懣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20世紀30年代別有風姿，被稱為“詩人的散文”。作為現代派詩人，他將現代派的一些方法滲人散文創作，以達抒寫情感之目的，代表作為《畫夢錄》。何其芳散文的語言同他的詩一樣，精雕細琢，有很強的可感性。
記敘性散文中，李廣田（1906—1968）記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筆下的人物描寫沒有故事情節，隻截取一些生活片斷，加以抒情的寥寥幾筆，以達傳神之效。
抗戰爆發，尤其是皖南事變之後，富有戰鬥性的雜文發出時代的最強音。郭沫若的《新繆斯九神禮讚》《斥反動文藝》等文成為國統區思想戰線、文化戰線的重要文獻；聞一多《最後一次的講演》表現了一個堅強的民主戰士麵對手槍的英勇氣概；馮雪峰的雜文側重於人的心靈剖析，表現出較強的理論力量；聶紺弩（1900—1986）的雜文在藝術上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興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擊現實。此外，豐子愷（1898—1975）、林默涵（1913—2008）等許多作家也都寫了大量雜文。
記敘與抒倩相結合的散文在國統區成績突出。茅盾的《白楊禮讚》《風景談》，巴金的《廢園外》《燈》《龍》都是名篇，沈從文的《湘西散記》是記敘自然與人文狀況的美文。
新中國成立初期，作家和戰鬥在各條戰線上的業餘作者們，運用散文自覺地高唱反映新時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風貌的讚歌。因為作者隊伍龐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麵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寬廣程度。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格也是多種多樣的，如巴金的熱烈凝重，冰心的細膩柔婉，靳以的熱情澎湃，劉白羽的激越高亢，華山的幽默氣派，風格雖各不相同，但他們都以真實淳樸的感情塗抹著新生活的絢麗色彩。
這時期散文創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兩項內容交相輝映。抗美援朝題材的作品影響較大的是：劉白羽的《朝鮮在戰鬥中前進》，靳以的《祖國我的母親》，菡子的《和平博物館》，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陽的《王永淮》，沙汀的《盧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嶺去》，華山的《童話的時代》，李若冰的《在柴達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著黃河笑》，楊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樣也是本時期散文創作的收獲之一。遊記、小品、隨筆和雜文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它們在新時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讀者的歡迎。遊記有賀敬之的《重回延安母親的懷抱》，方紀的《歌聲與笛聲》，楊朔的《香山紅葉》，碧野的《天山景物記》，葉聖陶的《遊了三個湖》，茅盾的《斯德哥爾摩雜記》，峻青的《歐行書簡》等；隨筆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為的《兩姊妹》；雜文有茅盾的《剝落蒙麵強盜們的嘴臉》，巴金的《況鍾的筆》，任晦的《“廢名論”存疑》以及馬鐵丁的《思想雜談》等。
雖然本時期散文創作收獲豐厚，但從整個文學領域來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學體裁受重視不夠，尤其雜文顯得更為薄弱。另外，有時由於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響，整個文藝界普遍存在著不敢大膽揭露現實矛盾衝突的現象，散文創作也不例外。
這一時期的散文園地進人成熟的收獲期，冰心、巴金、葉聖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更為可喜的是，以楊朔、劉白羽和秦牧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漸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藝術風格。楊朔的散文似輕風撫柳般清新優美、婉轉動人，劉白羽散文如同熔岩爆發般恣肆汪洋、熾熱如火，秦牧的散文則將知識性、趣味性融合起來，如數家常、娓娓道來。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個性鮮明，如碧野的明豔動人，陳殘雲的輕盈秀麗，鄧拓的深刻犀利，吳伯簫的簡練真誠，曹靖華的平易樸素，峻青的高遠深闊，李若冰的豪邁冷峻，陶鑄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溫婉細膩，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寫作散文的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