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四也。
再說杜甫。
關於杜甫的身世，筆者在本書《杜甫羈旅公安的日子》一文中已作過較為詳盡的敘述，這裏不再一一贅述。
杜甫比李白晚出生十一年，生活在唐朝由盛到衰的時期，同樣經曆了安祿山之亂，隻活了五十九歲。
杜甫與李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一是有一個好的家庭背景，世代“奉官守儒”，家學淵博，是北方的大士族。
二是少小聰慧，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遊》）
三是有政治理想。立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發出過“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呐喊並攀高結貴，奔走獻賦，投靠權貴，投贈幹謁。其結果是自顧不暇，自身難保。
四是不懂為官之道。
五是也隻當過一些小官。如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右拾遺、華州司功參軍、節度使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六是生活困窘時，竟至於無家可歸，衣食無著。舊友親朋冷冷落落。“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狂夫》）
七是都熱愛山水，一生中大多時間都花在了遊曆山水上，“一生好入名山遊”（李白《廬山謠》）。但是到了落魄失意的時候，麵對山水卻也很討厭，甚至唱起了悲歌。
——李白：“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江夏贈韋南陵冰》）
——杜甫：“風急天高猿嘯哀，……無邊落木蕭蕭下，……。”（《登高》）
杜甫落魄後的詩，也多哀怨婉轉，在毛澤東看來是“哭哭泣泣”的。
八是最後不得已投靠親戚。李白最後投靠了他的族叔李陽冰，杜甫則想投靠在長沙為官的舅父崔偉，天時不遇，餓死船中，比李白死得更慘。李白本來是病死的，還傳說他是撈月而死，似乎要讓他死得更富有詩意。但投靠都遲了。在那“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社會裏，你們為何不早去呀？
杜甫與李白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新唐書》中說杜甫“少貧不自振”。（對於“少貧”，筆者有些不解，他的父親在他二十歲時左右還是兗州司馬，後又任過縣令，雖然是個小官，也不至於讓兒子“少貧”吧？不是說“一年州官府，十萬雪花銀”嗎？但是《新唐書》中又有他自己的一段話作了印證：“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
“不自振”可能是存在的，就是自恃聰與敏，不太發奮，又很頑皮，他自己也說：“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複來。庭前八月梨棗樹，一日上樹能千回。”（《百憂集行》）十五歲了，還像小孩子一樣，整天爬樹摘梨子棗子吃，而李白十五歲已經能“觀奇書”（修道）、“好劍術”了。
比如，杜甫二十三歲時參加“鄉貢”，二十四歲參加進士考試。
雖然落第，但他畢竟參加了，李白是放棄了科考。當然，科舉考試特別是到了進士考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次投考的兩三千人，錄取的往往不及百分之一。杜甫投考的這一年，進士隻錄取了二十七名。
後於天寶六年（747年），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應試了，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不通，杜甫又轉而投靠權貴之門，尋求援引。
又比如，關鍵時刻，杜甫還是跟對了人。安史之亂後逃到鳳翔（陝西寶雞）投奔肅宗，被授為右拾遺，而李白卻跟了一個王子，還險些喪了性命。
再比如，杜甫一生是單純地想從政為官，而且一直堅持到最後。
李白是少年學劍，中年求仕，晚年求道。官運亨通時想往上爬，官運不濟時又想隱退學仙，在朝時想在野，在野時又想在朝。對官場戀戀不舍。一生就在入世（為官）與出世（修道）之間矛盾著，在焦灼與渺茫、悲憤與惶惑中矛盾著。
與李白一樣，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且想當大官，杜甫也是用心良苦。
天寶十三年（754年），玄宗將舉行太清宮、太廟和天地三大盛典，杜甫獻賦三篇，玄宗十分賞識（“帝奇之”），“使待製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因為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杜甫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後來被授予河西尉，杜甫可能嫌官小了，不去。“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後改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其間，他多次給朝廷獻賦頌，把祖宗幾代為官的曆史都搬出來：“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雖不足鼓《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梅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語見《新唐書》，後麵的“自薦”內容，與李白當初向韓朝宗求官時的內容近似。為求高官，甚至乞求皇帝“哀憐”！
既然如此努力，為什麼一生不僅沒求到高官厚祿，還落得那般淒慘的晚景呢？
筆者也從他的身世中找到了他由於情商低而不會處世立身的幾處致命傷。
不該嫌棄地方小官。杜甫有過兩次任小官的機會。一次是上麵說到的玄宗給的河西尉，沒去；一次是肅宗時流落劍南，結廬成都後“召補京兆功曹參軍”，又沒有去。你怎麼不去呢？既然不想“折腰”又何必向皇帝苦苦哀求呢？做個地方小官，“天高皇帝遠”，或許可以一步一步往上爬哩！你非要賴在皇帝身邊，讓李林甫等鼠輩讒言折騰你，讓皇帝看透你，難道你不知道“伴君如伴虎”，“高處不勝寒”嗎？
不該“舍己救人”。杜甫投奔肅宗，也當上了“拾遺”補缺的小官，按說，安身立命是沒有問題了，又遇上朝中同鄉、“布衣之交”房琯犯事，被罷了宰相，杜甫於是上疏力救，認為“罪細，不宜免大臣”。不想觸怒了肅宗，幸得宰相張鎬出來為他說情：“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原來朝中也有清官），才得釋放。可是杜甫仍不甘心，又向皇帝陳述他為什麼要保房琯的一大通理由（見《新唐書》）。皇帝哪肯聽，“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不予重用，並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講同鄉、朋友之情不是壞事，憐惜房琯“才堪公輔”也不是壞事，問題是你為什麼不揣摩皇帝的心思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乃自古君臣之道，你一個區區拾遺，想在皇帝麵前保一個宰相，是否有點不自量力呢？對吧，這就是“伴君如伴虎”！
不該傲視嚴挺之父子。嚴挺之曾為朝廷命官，任過右拾遺。嚴武是嚴挺之的兒子，杜甫與嚴武是世交。嚴武對杜甫特別好，嚴武早在任成都尹時，就曾寫詩勸杜甫不要以為自己會寫詩作賦，便看不起官吏。後又推薦杜甫為京兆功曹。杜甫流落成都後，在嚴武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嚴武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杜甫去投靠他，嚴武又表薦杜甫為節度使署中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按說，杜甫應對嚴武感恩戴德才是，誰知杜甫根本瞧不起嚴挺之父子。一次在嚴武家酒醉後，嚴武把他扶上自己的床，杜甫瞪著眼睛對嚴武說：
“嚴挺之乃有此兒！”在他看來，龍生龍子，虎生豹兒，一個小小的嚴挺之根本不應該生出這樣有出息的兒子！這不是偏見嗎？於是，性情也很暴烈的嚴武懷恨在心。一天，他想殺掉杜甫及梓州刺史章彝，把手下都召集到門前來了。幸而“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見《新唐書》）。然而就在嚴武忽然死後，杜甫便感到在成都失去了依靠，不得不很快率家人離開早已被八月秋風吹破的草堂，乘舟東下，繼而“轉作瀟湘遊”了。
這件事，不僅讓人懷疑杜甫的情商，甚至懷疑他的德行。即使是嫉妒也不能這樣啊！
總而言之，李白、杜甫還有一個共同的毛病——好高騖遠。《新唐書》說杜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止杜甫，李白又何嚐不是？老子有雲：“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千裏之行，始於足下。”荀況也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不能治家，焉能治國？
李白、杜甫在詩歌方麵對中國文學史的貢獻是永垂不朽的，熱愛人民、體恤民生的精神也是值得曆代文人學士發揚光大的。這些方麵，曆史早有定論。但曆史究竟是一條長河，泥沙俱下，存留下來的隻是閃光的一麵。今天，我從情商的角度來評論他們，也是抱著扼腕之痛，也是為這兩位才氣過人的偉大詩人鳴不平，也是為他們感到深深的遺憾啦！
也許，人們會說，他們基本生活在同一個曆史時期，同樣遇到了高力士、李林甫等一批陰險狡詐的老官僚，兩位詩人，兩個知識分子，鬥不過他們，但你不能說，高力士、李林甫就不是知識分子啊！還有，同時代的李泌，以翰林供奉東宮，曆仕玄、肅、代、德四朝，以圖謀劃策見長，官至宰相咧！
人們也會說，千百年來，有多少人能像李杜那樣千古留名，怎麼還能要求他們又當上大官呢？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嘛！這倒也是。
人們還會說：“哎，時也，運也，命也！”如此說來，他們就正像《紅樓夢》裏的晴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我隻想說，想當官，追求功名富貴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情商低了，處世立身的本領差了，特別是不懂做官的潛規則，到頭來，也隻能是空有一腔抱負，甚至以悲劇的人生落幕。何況憑李白、杜甫的才氣，還可以轉向，發揮一技之長，當個教書郎，或許還能“獨善其身”；或者小本起家，做個商人什麼的，不說發財，至少可以養家糊口……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