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巴巴的中國農民，真是半年辛苦半年寒！即使要開會研究生產什麼的，也要在晚上進行。有一首農民詩人的詩就反映了這種情景：“月亮貼著屋脊背，山村半夜還沒睡。泥腿挨泥腿，煙嘴對煙嘴，嗑著南瓜子，開個胡子會。”那些生動場景，幾十年過去了，仍像我願意記的唐詩宋詞一樣沉澱在我的記憶中。
好在那時官僚作風並不嚴重，不僅生產隊長，就連公社幹部也得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所以，無論具有怎樣的觀賞性和趣味性，這種麵朝黃土、背朝青天的落後的農耕文明無疑嚴重製約了生產力的發展，製約了農村經濟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
七十年代末期，傳統的農耕文明伴隨著部分農業機械的姍姍來遲而開始逐漸隱退。進入全麵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以後，農業種子、肥料的改良改優，使得農產品品質不斷優化，農業生產工具和糧棉加工工具發生著極大的改變。耕整機、旋耕機、收割機、育秧機、播種機、拖拉機、農用汽車、采棉機、營養播機、打米機，多少現代化工具一種比一種科學，一代比一代先進。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生產方式也在發生著改變。比如稻子播種，過去不知走了多少年彎路，原始的方法就是撒播，後來又強調先育後栽。必須先選好背風而又向陽的苗圃育好秧後，一把一把地扯起來紮好，扔進秧田，然後三五根一株一株地去栽，費時費工。實踐出真知，還是撒播既省工又增產，現在又普遍推行撒播了。在一個幾千年的傳統農業大國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推廣，又何其困難！傳統的耕作方式牢牢地束縛和桎梏著農民的觀念和手腳。就拿棉花的播種方式來說吧，傳統方式是撒播、條播、點播，後來推行營養播。條播點播開始後的許多年，農民很難接受，甚至有農民被作為“階級異己分子”受過處罰。記得兒時聽到過一首歌謠（那是互助組時期）：“張伯年，打懶棉，破壞互助組好組員。”並作為“五類分子”經常批鬥，結果這個農民的後人被迫遷居湖南。後來，農民才認準了營養播增產，便自覺實行，進而全麵推開。熟能生巧，人工做營養播每天少則五千，多則萬餘。再往後，營養播機便應運而生。
生產規模也在改變。規模小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又一弊端。但在集體化又沒有機械化的時代，生產規模大小似乎無所謂。分田到戶以後的一個階段，農田化整為零，對於機械化明顯不適應。近些年，隨著年輕農民大量外出打工和農業機械化，包括大小水利建設機械化的全麵推廣，農業生產規模也在自覺不自覺地發生改變。集約耕整、集約購種、集約播種、集約治蟲、集約收割，將有形的地界變得無形。
過去，一家兩三個勞力種十來畝地還要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地忙著；現在，一個五十來歲的婦女種上十多畝地卻特別輕鬆。
這還隻是小的方麵。大的方麵是土地在逐步向著種田能手和有經濟資本的大戶集中，少則幾十幾百畝，多則幾千幾萬畝，甚至更多，發達國家實行的農田莊主製已在中國農村初現端倪。很多地方還出現了生態農業，觀光農業。好些農民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而是大學生、碩士博士生，他們不是在務農，而是在“玩”農。
在“織”的方麵，人工紡織設備和各種傳統的加工設備，早已銷聲匿跡地退出了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精細紡織企業遍布神州大地。人們脫掉了粗糙的大布衣裳，穿上了的確良，穿上了毛華達、毛畢機、毛線，穿上了綾羅綢緞，穿上了金利來，穿上了夢特嬌，穿上了美國西部牛仔……享受和沐浴著新的農耕文明的曙光。
這些改變，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表現在農耕文明方麵的改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改變。這種改變，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現代化和現代農耕文明的進展。它帶給中國農民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改變。
從時間上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傳承階段；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可以看作是現代農耕文明的孕育與“蠶蛻”階段；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可以看作是“脫態換骨”階段。
前麵說過，犁應該算是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農業工具，讓牛與農耕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這種形式的出現，讓中國原始農耕文明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但是，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普遍推行，加上牛糞中的釘螺給人類傳播血吸蟲病，近年國家要求在血吸蟲重疫區對耕牛實行全麵宰殺。如果說農業機械化的先後出現，標誌著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在初步走向末路，那麼，這道“耕牛宰殺令”的實施則從某種意見上宣告了中國傳統文明的基本終結。
近聞，國家又放開了土地經營權，讓農民的土地這種“死資產”變成“活資產”，“責任田”可以入股，可以作為貸款抵押。這必將在更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現代化農耕文明的跨越發展，必將書寫出中國式更新更美的農耕文明。
2014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