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七花牌俗稱“十七個”，相傳南宋時期發源於公安縣夾竹園鎮黃金口一帶。我揣摩發明者的意圖是，鑒於當時的教育背景和“口口相傳”的教學方式，人們為了尊崇孔子，傳承儒教，而把尊孔的言論編成“三字經”以紙牌形式製成卡片進行遊戲，以後逐步形成一種娛樂工具。最早的花牌隻有六個三字句：“上大人，孔乙己”，意為稱得上上等大人的唯有孔子一人；“化三千，七十土（士）”，指孔子教化弟子三千，而稱得上賢士的隻有七十二人；“八九子，可知禮”，意為孔子七十二賢士中，知道禮義廉恥的隻有八九人（可能就是《論語》中常與孔子對話的如顏回、子路等），以後逐漸增加句子，不斷演化，供人們在遊戲中學習文化禮教，數學算術，寓教於樂，一舉多得。多少年來，公安人隻要得空，便樂此不疲，此真乃公安特色！我甚至建議有關部門將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向上申報。
合理歸類
篇目設置中的內容歸類在修誌中顯得尤為重要。歸類原則上以工作性質而定，但很多時候，縣誌是一個縣的階段性工作的綜合記述，不能是部門工作的反映，必須考慮工作的關聯性，如完全按管轄分類或按統計口徑分類，則可能出現兩種情況，要麼油水分離，要麼無謂重複。比如鄉鎮企業，原稿編在農業類，且未出現在一級目中。從國家鄉鎮企業局屬農業部二級單位這點看是可以，但我考慮三個方麵的因素：1.在那個年代，鄉鎮企業曾被譽為“異軍突起”，“半壁江山”，這種經濟類型也的確是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在一級目中出現；2.鄉企統計口徑一直是獨立的，但與工業企業是孿生兄弟；3.從改革的角度講，工業企業的改革和鄉企改革在公安乃至在全國，一是形式基本一樣，二是步驟基本一致，工作的關聯度十分緊密，若要分開，在兩處都必須寫企業改革，概念、形式、內容都會出現嚴重重複。故我將鄉企作為一級目與工業並列，再下設一個“企業改革”子目。子目中大致寫三個方麵：企業整頓、轉換企業經營機製，產權製度改革。篇目為“工業·鄉鎮企業”。似乎更為妥當。
再如財政稅務。財稅原分為兩卷，我決定並為一卷，卷目為“財政·稅務”。原因是財稅原本是一家，後分為財政、稅務兩家，稅務又分為國稅、地稅。若財稅分為兩卷，在介紹機構合分的內容方麵則不可避免地出現雷同。兩者並列，便可在篇首無題小序中綜合簡介財、稅由一家分為兩家，又由兩家分為三家的過程，讓讀者對財政機構和稅務機構的變更、設立和人員變動情況一目了然。
編年體史誌是要求以時間為徑，以事件為緯而進行記述的。溫家寶同誌簽署的《地方誌工作條例》（國務院第467號令，2006年5月8日）第三條中指出：“地方誌書，是全麵係統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曆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如此，就不可缺項斷線。在解決這一問題過程中，我們采取的辦法是一方麵對部門相關工作作進一步了解，一方麵增設表格，在內容方麵，黨的地方組織中補充了“重要決策”，政府卷中補充了“施政舉要”，人民代表大會卷中補充了“常委活動”內容，農業類中補充了“農業綜合開發”、“農村經營管理”，商貿卷中補充了“專賣管理”，國土卷類中補充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建設用地管理”等。
數據是史誌不可或缺的內容，而表格則是數據的有效載體，是文字表述不可取代的形式。因為有些地方涉及數據太多，用文字表述可能造成“亂花漸欲迷人眼”，用表格承載數據，與文字互為補充，相得益彰。所以此次編修增設了很多表格。這些表格原本就是所在單位平時就有的統計資料之一，既容易搜集，又減少了很多文字。
藝文入卷
公安，曆史悠久，人傑地靈，明朝萬曆年間即有“公安派”文學享譽文壇。新中國成立後，更有不少仁山智水者或則拾來散落的公安文化，發思古之幽情；或則撿得遺棄的曆史碎片，化腐朽為神奇；或則采擷新生的時代信息，同與江河共潮聲。湧現出了大批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並以詩社、楹聯學會、辦內部刊物開展交流活動，我偶爾應邀參加，深受感染。這次修誌過程中，我感到文化藝術卷僅能反映文化工作麵貌，不足以反映公安的文化成果。同時，作為縣誌，應是全方位展示全縣各個方麵工作的一個載體，不能編成“經濟年鑒”，便設想另立一卷——藝文，起始時間為新中國成立之後（因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公安縣誌沒有藝文卷）。要編藝文卷就要搜集資料，我幾次到縣詩詞學會和楹聯學會或通過互聯網發布信息。信息發出，稿件如雪花飄來。我從中篩選了一百二十多篇（首、副）作品（約八萬餘字）編成藝文一卷。其中文十四篇，詩三十七首（舊體詩三十首，新體詩七首），詞二十一首，曲（藝）十首 ，按照文學常識，有曲牌的元曲意義上的曲八首，曲藝作品（公安道情、公安說鼓）兩篇，聯三十三副。作者七十餘名（分別以姓氏筆畫排序），身份有全國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有國家一級作家，有博導、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和在校中學生，有工人、農民、社會賢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