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是一個寫作愛好者，飽嚐過“寒冬三字一嗬手，酷暑一行十滴汗”的艱辛，工作之餘曾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過幾十萬字的各類文章，並有不同體裁的文章在全國產生過一定反響。也出版過個人文集。近幾年，又似乎成了一個“編書匠”，竟至於寒暑不輟，焚膏繼晷，一連編了好幾本書，共約兩百餘萬字，又嚐到了編書的甘苦。
編書何其難，辛苦自知之。要編，就要修改，很多時候，修改一篇文章遠比寫一篇文章難。這期間，我經曆了一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心路曆程。
謂我何求？我在《公安印象》《今人詠公安》的前言中已道出了我的心語——做一個“拾荒者”，揀拾散落的公安文化和曆史碎片，我甚至將其作為一種境界，一種曆史使命和一種社會責任。一部《古文觀止》，三百多年來久負盛名，隻要是讀書人，很少有不翻閱的，就因為有名不見經傳的吳氏叔侄的良苦用心；唐詩三百首也一樣，讓人們感覺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
既然是一種社會責任，我就始終把自己置於未來讀者的監督之下，不敢有半點疏忽。
一部公安縣誌，曆時十餘年，三番五次送審（省、市專家評審團），總是通不過。我受聘總編，僅用了一年時間，順利通過省市評審並獲得高度評價，而且在內容和形式上有創新之舉，《湖北方誌》先後刊登了我的編修心得《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和荊州史誌辦李軍同誌撰寫的《魅力的藝文，藝文的魅力》的文章。據業內人士說，此兩文發出後，全省地方誌作為經驗學習，增加“藝文卷”。
《公安印象》《今人詠公安》兩書搜集資料三麻袋，沙裏淘金，落下三十八萬字，後獲得“精心的策劃，精美的內容，精良的裝幀”等良好的評價，越是離家鄉遠的人越是愛不釋手，偶爾還有越洋電話誇讚此書，不能說不是公安的一張名片，並因此有幸獲得荊州市第六屆優秀社科成果三等獎。
《跨出國門的公安人》一書，曆時兩年有餘，雖然最後隻形成了十八篇文章（十九人），但尋找寫作對象和作者是多麼困難！而且大多數寫作對象不能當麵采訪，其間修改稿紙一千八百多張，有的文章修改多達十八遍之多。書稿形成後，才有沽名釣譽者在所謂“編委”中贅加一些名字（當然除縣領導外）。而且有的作者提供的初稿不成功，要修改，作者不願意，家長看後又不讓署名，弄得我真如“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但最後還是成了縣內暢銷書。
《三袁遊記咀華》《三袁詩三百首賞析》，僅搬弄厚厚的《辭海》《辭源》等工具書就是一種十足的“功夫活”，我還請人校對過，後發現其中原本屬於校對錯誤，但有人輕飄飄地說“搞錯了”，我哭笑不得，解釋說那不是知識性錯誤，急忙補插勘誤，但我仍因此至今惴惴不安。
編輯、印刷、出版，都是自費的，也是昂貴的。不是說很多大學教授也出不起書嗎？書出版了，總要賣一點。賣書，當然遇上了很多支持者，但也碰到過不少尷尬。經曆了這樣的過程，一日偶得半聯：
“窮書生賣書，書賣知書者”，我以為這話很俏皮，便作為佳句向社會誠征下聯，還真有不少應對者。
三袁，是中國曆史名人，但他們沒有宰相、尚書等特別高的官階，也不是眾所周知的發明家，他們的成就主要是文學，所以要讓他們複活甚至推廣到民間，或者說使之成為一種文化品牌，相對很難。所以編輯三袁的故事，我也是出於一種社會責任——就是想將三袁的研究與普及和推廣相結合，用故事的形式，作為一種大眾化讀物再現三袁人生經曆，追憶三袁生命軌跡，解讀三袁成功秘訣，讓更多的民眾了解三袁，起到教化育人的作用。
意念之初準備搜集整理民間故事，但從征稿啟事發出後收到的一些來稿內容看，與三袁生活經曆基本上挨不著邊。因為三袁是活生生的曆史人物，不能僅憑民間傳說，否則真會像魯迅先生所批評的那樣，“畫歪他們的嘴臉”，於是決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錢伯城先生標點、箋校、點校的三袁詩文原著和相關文獻資料為藍本進行改編，而且打算自己寫作。當我再次通覽三袁全部詩文並產生了較為完整的思路將要動手時，我的宿疾——頸椎毛病再次向我襲來，家人也極力勸阻，又加上時不時有盛情難卻的單位和個人邀請做一些文化方麵的事情，我隻好決定個人出資並提供相關資料請人編寫。分別請了一直擅長寫作，也是我一直崇拜的三位中學高級教師執筆。他們是公安縣第一中學的袁昌漢老師（七十八歲）、翁心誠老師（七十歲），孟溪中學的王書文老師（五十六歲）。他們不僅樂意接受，而且認為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學習了解三袁詩文和第一次參與寫一部書的機會。
寫作前，我將寫作初衷與相關要求與三位執筆者分別進行了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