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容上，以三袁詩文原著為藍本，檢索他們的出生、治學、修身、為官、處世、交友等逸聞趣事；三袁文學主張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其形成過程；用好用活原材料，經典詩文句子可以沿引，生僻處和相關知識點要作闡釋；所寫內容必須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教育意義和啟人心智的作用，俚俗消極切不可取。
故事原本可以真實，也可以虛構，但本故事必須以真實性為前提。對一些場景、人物對話形式與內容以及情節的設計均可有虛幻的成分。
寫法上以時經事緯為序，一線貫穿，前呼後應，像積木能散能合，散則為一個獨立的故事，合則為一本或三本（一套）書。標題最好用一個四字句成語，或提煉成一個經典四字句；語言清新活潑，曉暢自然；情節跌宕起伏，曲折多變；立意深入淺出，耐人尋味，老少皆宜；每人寫三十個左右的故事，篇幅短小精悍，言簡意賅（千字文）。
寫作過程中，我又不斷與三位執筆者進行交流並希望提供寫作提綱。袁先生最先拿出寫作篇目和幾篇初稿，感覺與我的初衷接近，交流也很順利，後也是袁先生最先提供全部初稿。於是，我按約付給潤筆費和打印費。
後兩位執筆者也先後交來了初稿。可能是由於先前沒有提供寫作提綱不便具體交流，也可能是由於對三袁及其詩文的認知和理解的差異，抑或是寫作觀念上的不同，與我的初衷有很大的距離，這便走了一段彎路。
修改的工作量當然很大。由於前麵說過的原因，我仍不能坐下來一一修改，隻好厚著臉皮請袁先生代勞，並承諾付給報酬，袁先生表示接受。
《三袁故事》是改寫，內容的真實性要受到詩文原著內容的限製。
袁先生先前隻寫宗道一人，基本上隻熟悉宗道資料，現要修改後兩人的稿子就有困難。我便在每一篇稿子上作出批注。如哪些篇目是重點及篇目中的突出點，哪些篇目要重寫，哪些篇目要補寫，哪些內容要刪除，哪些內容要補充，哪些“知識點”要有說明文字。比如對宏道故事“一鳴驚人”中佛學一詞，對中道故事“隱居玉泉”中“隱居”一詞，對“南北兩天官”之說的來由等均應作出“知識簡介”。在此基礎上，我再提供篇目和素材索引，同時，袁先生邊修改，我們邊溝通。袁先生從各個方麵作了大量修改，大約已有七八成實現了我的初衷，我再進行統籌和修訂。
我雖未曾專修編輯之業，但我認為編輯編著者總是唯我所需，唯我所用，無涉執筆者寫作水平。統籌和修訂中，我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
一、三袁兄弟的生卒時間必須真實。關於時間，不能像傳記處處有時間，更不能堆砌，但所用時間一定要與三袁原著詩文相關箋注一致。
二、從各個側麵檢索是否一線貫穿，前後照應。尤其是公安派文學主張的形成過程，以及兄弟三人在不同的地方推行文學主張的連綴與觀照。比如：觀照中注意他們的共同點——共同的學堂杜園和共同的老師萬瑩；共同尊重的師長李贄；共同結社及對文學主張的共同追求。宏道故事中“南平文社”的內容，必須加上“他們在一起切磋詩文、探討性靈之學、反對複古主義”一段話；“力排王李”和“京城結社”是宗道在翰林院任編修時推行“性靈”說方麵的重要作為，是公安派文學精神的發端，必須提綱挈領地介紹宗道兩篇《論文》的基本內容；在宏道的“獨抒性靈”中必須加上宗道一邊工作一邊與王李論爭，而宏道在吳縣為官時也在思考如何與宗道策應的問題，繼而，他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通過《敘小修詩》一文的刊發，在文人學士中掀起了波瀾，並且成為公安派文學的旗幟；不久宏道辭去吳縣縣令，宗道致函宏道到京拜官，又讓中道進京入太學，這樣便有了“京城結社”，所以“京城結社”中就要重寫大量內容，並按原材料補充相關人物和詩句。如此，他們一再結社的目的和宗旨就不再蒼白了。
三、對原詩文精神的提煉和運用是否準確、恰當。改寫不是原文的重複，而是一種創作。既然是創作就有技巧，有技巧就有思想。對原文的運用涉及是援引，是意譯還是直譯。如宏道故事“英年早逝”中，中道《行狀》原文是“假以天年，天下事終將賴之”一語，不僅要譯，而且要將後半句倒過來說比較客觀，即“完全可以承擔天下大事”，如果譯成“天下事將靠他承擔”，話可能就有點大；“辭官盡孝”中吳縣的老百姓聽說袁老爺因為詹太夫人病危要離他們而去時的強烈反映，將原文意譯過來可能比另寫一段話要好；“西湖暢懷”（二）開頭加上“辭去官職，對中郎來說無疑是一種難得的解脫。西湖美景盛多，足以暢懷。為了……多日”，才能反映我命此題的初衷和宏道當時的心閑意逸，更可點化主題；“奇人奇文”後半部分必須抓住一個“奇”字，然後提煉出宏道當時寫作《徐文長傳》的主旨；“柳浪含煙”、“柳浪嚶鳴”加上清代詩人侯家光兩句詩，在“客人不虛此行”後加上“中郎更未虛度光陰”一段，以反映宏道在此六年的作為；“五泄探奇”在思路上必須按原文進行重新整合等。還有“一鳴驚人”後加上“有學者認為”一段話，既說明“中郎及其兄弟在佛學方麵也深受智影響”，又引出了智這一出生公安的曆史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