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我在一場電視歌唱大賽中看到一個年輕人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得了一定的名次。當主持人要他作自我介紹並問及他的父母親是什麼身份時，他哽咽了好久才滿眼熱淚地說：“參賽以來，賽手們在相互了解家庭背景時問我的父母親是幹什麼的時候，我說是教書的。其實，他們就是農民，特別辛苦……”
聽到這種說法，我心裏很不是滋味，但又不足為怪。我的兒子大了，也時不時有他的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同事碰上我們後，以自卑的口氣說上一句：“他很幸福。”言下之意是我們是國家工作人員。
這一聽一回憶，再次勾起了我對我的父親母親的深切懷念——他們就是地道的農民，而且父親自小給地主放牛打長工多年。
農民有什麼不好呢？為什麼他們的子女感到自卑呢？或者說農民有什麼醜呢？醜得讓他們的子女不敢在公眾麵前說出他們的真實身份呢？
我覺得我的父親母親就好得在他們去世多年後仍然讓我無窮無盡地思念，甚至讓我一直覺得我的父親母親從外形到內心到品德都是那樣的美好！
我的父親母親的身高都在一米七○長以上。隻是晚年的父親，背駝了，腰彎了，可那是長年累月肩挑手提壓駝了的呀！特別是在他老年近“古稀”的那些年，也是我更多地關注父親身形變化的時段。這時農民已經分得了責任田，我們兄妹五人已各自有了家庭。父母親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他們的“口糧田”、“衣被田”。他們把自己的責任田看得很重，每一季都在精心耕種，每季稻棉成熟時，總比很多農戶的產量高，質量好。
後來，二老體力實在不支了，也實在繳不起提留了，便把旱田退給了村裏。但沒了旱田就不能種棉花，不能種棉花就沒有自己的棉花彈棉被和做棉襖棉褲（靠買棉被和棉襖棉褲是買不起的）。父母親就將屋旁邊一個堰塘角一塊別人都看不起眼的三角荒地開墾過來種上棉花，每年還能收上幾十斤白花花的棉花。不僅解決了他們用的棉被問題，我的兒子出生後，搖籃裏的“窩絮”也是二老提供的。
分田到戶，宣告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代已經結束，搞一些家庭養殖不再受幹預了，父母親每年就養一兩頭母豬。豬菜除了在自家菜園裏和附近田頭地邊采摘以及在堰塘裏撈繞扁草以外，還要隔三岔五地到七裏以外的集鎮上買豆渣和酒糟挑回去作為精飼料。他們養的豬仔特別好賣，偶爾我回去，總見到方圓幾裏的農民朋友找他們預定。看到豬欄裏一個個滾瓜溜圓的小豬仔爭先恐後地“拱奶”吃時，我又是高興，又是痛楚。為著它們，父母親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呀！
那一擔豆渣酒糟就是一百多斤，一個年近七旬的老人要挑著走七裏多路，多不容易！夏天裏，挑到半路上，那打著補丁的大布褂子汗得能擰出水來；冬天時，衣服脫了一件又一件，哪怕是冰天雪地的日子，挑到半路上，就隻剩汗涔涔的單衣了。所以多少年來，冬日裏每每見到農人挑擔行走時，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我的父親挑著酒糟豆渣時穿著襤褸的單衫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身影。就是這些年，我明顯看到父親那扁擔兩頭連著鉤子的繩子一次次往扁擔頭上卷，那分明是人的身高被壓縮了，背被壓駝了，腰被壓彎了，不縮短扁擔繩子，水桶就會拖到地麵上。
加之，我二兄生病多年並已喪失勞動能力，也有責任田需要父母“代勞”。可憐的父母親何嚐受得了哇！可就在那時，我們在外工作的兄弟倆幾個微薄的工資糊口也難，哪顧得上給父母親一個兩個銅錢子兒！
“丟了揚杈撿掃帚”，這句話一般單位工作人員不懂是什麼意思，我是最能體會的。因為我的父親就是這麼做的。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天有多熱天有多冷，他在田地裏幹活本已精疲力竭，但回到家裏一放下田地裏用的勞動工具，你還能聽到他在喘粗氣，卻又撿起了他天天使用的那把竹掃帚，在房前屋後打掃起來。連樹空裏也要打掃得幹幹淨淨。接著，又會去地頭田邊鏟一些草皮曬著，隔幾天再將曬幹的草皮和累積起來的樹葉雜草堆在一起，墊上碎土堆成一個長形的草堆點火焚燒。燒好後再在中間掏出一條槽，在槽裏灌上人畜池的糞，然後在表麵薄薄地鋪上一層碎土灑上一點水，接著用鐵鍬抹幹後“密封”起來，稱為“火土糞”，到時候用在農田裏或菜園裏。在父親看來，這種火土糞是上好的“複合肥”。
雨雪天氣，應該是農家休息的日子，我的父親卻沒有休息。他在打草鞋、打“草搖子”，以備農時之用。
田裏幹了一天活，回到家還手不停腳不住地風風火火地幹一陣子。世人都道農人苦，可我的父親母親還比農人苦三分！
幾十年如一日，到晚年，父親手掌手心堆滿了一層厚厚的繭，十指整體變形彎曲，雙手已然像兩把鐵釘鈀。
分田到戶的時間可能對整個中國農村來說原本就晚了很多年，而對我的父親母親來說則更晚。因為他們無疑是種田的好手，從來沒有上過學堂的父親居然能靠聽廣播講究科學種田。若早有自己的田種，也不至於到了晚年還那般貧寒。二十世紀六十年後期和七十年代初，父親擔任過十多年生產隊長，而且當得連公社黨委書記都誇讚他的組織能力和勞動能力。五十多歲時，夏天的一個晚上，為了急著用水車在深溝裏取水灌田，一時又安排不來勞動力，父親居然與另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踏“四人梁”的水車，高亢激昂的車水號子叫得穿破夜空，穿過田野。倒是那位年輕人反而覺得體力不支。
耕田使牛、堆籮碼草、栽秧割穀等農活，父親無所不能，無所不精。他所要求的“男人的田邊”、“女人的鞋邊”一時成為那個生產隊農民的口頭禪。
這就讓我想起了新中國成立後至一九七二年以前，我們家為什麼能住著別具一格的土台子屋。土台子有一米多高，近兩百平方米。那土台子就是當年母親一鍬一鍬地將土挖進箢箕裏，父親一肩一肩地挑著壘起來的。土台子是三間半鬆杉間雜的“穿架子”屋。木架柱子下分別墊著防潮石礅，四周和屋內架子間用稻草紐成一紐一紐滾在竹子上，並列夾成一排，再在上麵糊上泥巴，這就是“壁”。屋頂當然是用稻草蓋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對一個家庭來說，應該還算一項工程，在那方圓幾十裏的地方絕無僅有。早年聽父親說，建成這整個台子屋，基本上沒請過勞工。
台子屋的好處很多。一則防平地淹水。即使淹了，高出地麵一米多的架子屋，損害也會少一些。一九七二年生產隊合並後建新房時，這些使用了幾十年的木架子和檁條仍然派上了用場。隻是屋頂用小子瓦取代了稻草，外麵的草壁換成了土磚；二則瀝水防潮，雨住台幹，有利人體健康；三則挑出了一個水塘，生活、種菜等用水方便；四則平地起台子，可登高望遠……
說到台子屋，我又想起了我母親在台子屋裏紡紗織布的情景。
母親在我眼裏，是一位手工紡織能手。那時我們一家人的穿戴，包括父親常用的頭巾，大多采用自家紡織的白布。我家有一部手工紡車和一台人工織布機。每到秋冬之季或秋冬之夜，母親就要紡紗織布。開始紡紗了，母親坐在紡車前，先用右手搖幾下紡車把手，試一下車子運轉是否正常，再裝上“亭子”（卷紗工具），再將早已備好的一小竹籃子棉條放在左手邊，將一根棉條的一頭用手撚出一根“絲”來，沾上一點口水，黏在亭子尖上，右手慢慢搖動車子，車子緩緩轉動起來。母親左手的拇指與食指中指輕輕地捏住棉條的下端，一邊捋一邊放，當這根“絲”粗細均勻地被卷上“亭子”的時候，母親右手搖車的速度加快了一些，左手一揚一揚地將綿綿不斷的紗線往亭子中間引，雙手配合得十分默契。真有些奇怪，一根根手指粗細的棉條逐漸變成絲絲紗線卷在了亭子中間。中間粗，兩頭細，這叫“穗子”。
卷到一定大小時，就取下來，又開始紡另一個“穗子”。每天晚上紡兩三個。紡到夜深人靜時，那紡車發出的輕柔而悅耳的響聲，嗡嗡嗡地，像催眠曲，讓我進入幸福的夢鄉。朦朧中，我聽到的已不再是紡車聲，而是一曲曲優美的弦樂。
紡了一段時間的紗，又要開始織布。
母親先將紡好的一卷卷紗子盤在織布機梭子上，後坐上織布機，手腳並用，開始哢嚓哢嚓地織起布來。這時，母親儼然一位鋼琴演奏家，雙手將梭子在“紗盤”上左右穿來送去，紗子縱橫交錯，經緯分明地變成一片片白布展現在織布機上。織成一片，有時還要停下來用一塊已經用得十分光滑的竹條在布麵上刮上一陣，將那些“線坨坨”刮平。然後，白布被卷在織布機滾筒上，到時候取下來。取下來後，還要用熱米湯“漿”一下。母親說：“這是讓大布柔軟一些，穿在身上舒服一點。”的確，盡管是粗布衣裳，但經過我母親的精心紡織，穿在身上也感到特別柔和舒適。
父親是一個頭腦非常冷靜的人。無論遇到多大的事情，他總是不慌不忙地應對。
那是貧農代表進駐學校時，一年初冬，單位發下個人履曆表，我在“家庭出身”一欄中填寫的是“貧農”。表交出後，那位貧農代表鄭重其事地找我談話，說有人舉報我家不是貧農，要調查。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裏，我也曾多少次現場看到曾經教過我的所謂“出身不好”的老師三天一批兩天一鬥隔天一寫“反省”的尷尬，現在有人舉報我不是貧農出身，莫不是我隱瞞了階級成分？乍聽貧農代表這麼一說，我的心跳有些加快了，紅著臉急忙趕回家。父親見我有些著急的樣子，好像知道發生了什麼不快的事。當我問他時，他用非常輕鬆的口氣告訴我：“不是貧農，是下中農，到新中國成立時我們已經有六畝田。不要緊，毛主席說貧下中農是一家嘛。他們要調查就調查吧。”聽到這話，我心中的石頭一下子落地了。
這天晚上，我沒有回到單位，而是留在家裏與父親同躺在一張床上，圍繞階級成分問了父親很多問題。我問父親：“您當過長工，那些地主真的是像現在書上所說的那樣凶狠惡毒嗎？”父親說：“我從七歲開始給地主放牛，後來打長工。我跟的那幾個地主不是這樣，他們對我很好，平時對我的言語客客氣氣，年頭時節，他們還另外給我一點‘打發’。我也會做事。”突然，他把話題一轉，說：“那些地主起先也是白手起家，開始隻有幾畝地，後來慢慢擴大，再請長工短工幫著耕種，一些年以後，有的也就發起來了。你說的那種狠毒的地主很少，那是惡霸地主。”
“您認為他們請長工短工的行為叫剝削嗎？”父親當然不懂剝削一詞的書麵解釋，和緩地說：“你給他做事他給你飯吃給你錢，‘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我看也不能完全叫剝削……”
這樣談著，直到東方發白，我與父親才入睡。整個談話都是在一種非常平靜的氣氛中進行的。談話中，父親用他的親身經曆和親眼所見現身說法，讓我對階級成分的問題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這是我成年後與父親同床同“夢”的唯一的一夜。這一夜，偏遠的農村顯得比平日更加寒冷更加寂靜，而我卻感到特別溫暖，我甚至覺得自己一夜間成長了不少。
一九五四年，公安發大水，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聽說水快來了，要趕快搬家，周圍鄰裏中很多人不知所措，亂了方寸。那年我們已有四兄妹共六口人，父親從容不迫地領著我們帶了些換洗的衣物和輕便的行李，渡過西湖（牛浪湖的汊口）。直奔湖南張家場而去。
他知道那裏是丘陵地區，地勢比平原地區高，水淹不著。一到張家場，就聽說公安成了分洪區，一片澤國。在張家場，我們安然無恙地度過了洪水泛濫期。一段時間過後，我們一家又從容地回到了台子屋上。
屋裏隻是地麵上留下了一層淤泥，木柱子和草壁子下麵一大截看得出被水浸泡過的痕跡，父母與大姐收理一陣後，一家人就安居下來了。
但有些平地草屋就坍塌了，外地躲水回來無“家”可歸。
冷靜，處亂不驚，源於成竹在胸，心中有底氣。這底氣是一種知識，一種經驗，一種生活積澱。如果你不了解我的父親，你在與他對話時決不會以為他是一個文盲。在這方麵父親話語不多，但往往出語不凡。比如觀測天氣，“月亮長毛，幹田廝豪（一種讓魚類往裏鑽的竹製品），說明近期有雨下；出遠門前要“晴帶雨傘，飽帶饑糧”，說明要有備無患；“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是要愛護身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是說辦事要從長計議；行事“不聽老人言，必有稀惶事”等。還有一些關於種田、做人方麵的諺語，是我一直在書本上沒有讀到的。這些對我日後的生活和寫作應該說都是一種“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