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後，少數柑橘園成了“草園”，他認為原因是生產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文革”剛結束，他就率先提出改記工分一年一結算為論工記酬，一月一結算。
一九八三年，改革的春風已吹進偏遠的卷橋水庫，昔日被稱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有了出頭之日，已過不惑之年的楊明義終於進了管理處的領導班子，當上了副處長。雖然這個“處長”不是相當於縣團級的處長，雖然這一天來得太晚太晚，因為他已在這裏足足度過了二十個春秋，因為這個職務能讓他進入“決策層”直接發表關於種植柑橘等果木的意見，所以他特別珍惜。他根據農民分田到戶的做法，提出打破“大鍋飯”，實行果園家庭承包。此言一出，反響嘩然，處裏和縣裏有關部門都不同意，理由是農田是集體的，果園是國家的。
但楊明義認為果園實行承包的目的與農田承包的目的一樣，都是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他堅持下來了，果園承包有了雛形。憑著他的超前思維，憑著他的專業知識以及所產生的業績，三年後，他成了這裏的“頭”——處長兼總支書記。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的思路更加開闊，手腳放得更開了。他要大麵積發展柑橘，改分片種植為連片種植，辦起了三個園藝場（後改為卷橋村），進一步細化果園家庭承包方案，實行柑橘樹分等定級核算。比如十年生柑橘樹每年定產五千斤，集體個人六四分成，集體提留中拿出兩成作為生產費用如農藥肥料投資。這樣一來，果農嚐到了甜頭，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產量一路飆升，局部畝產高達一萬八千斤，產值萬元以上，麵積迅速擴展到兩千畝。省水利廳在全省水利係統多種經營管理部門大力宣傳推廣，這才讓華農大的那位柑橘專家傻了眼！
現在看起來，楊明義的一些做法似乎司空見慣，但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所以曾有一頂頂政治帽子扣在這個年輕知識分子的頭上：上違反了毛主席“以糧為綱”的方針，走資本主義道路，下與場裏的“十六字方針”相悖，又擅自改變了分配製度。更有甚者，作為知識分子幹部，與返鄉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陳小影打得火熱，敵我不分，非住學習班不可！有領導還揚言要告到中央去。
那個時候，住學習班不亞於現在進看守所，盡管罪名是莫須有的，但“不準出門不準親友探視”等規定，同樣讓你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楊明義一住進去就是一百天！場裏又是派人整材料，又是派民兵看守。學習班結束後，又在場裏組織批鬥。批鬥中，楊明義還痛心疾首地說：“個人受到的屈辱不算什麼，可惜的是在住學習班期間大部分柑橘苗子被毀了！”
幾十年的堅持與執著，幾十年的推廣與普及，楊明義讓卷橋水庫的一處處荒山變成了一片片以產柑橘為主導產品的果園，柑橘產量達到了兩千萬斤，三百七十多個農戶每年家庭收入低則三萬元左右，多則十萬乃至幾十萬元。而且多年前這裏的柑橘生產就已輻射到附近的鬆滋、澧縣五個鄉鎮，近幾年，公、鬆、澧每年柑橘總產量已達到三億斤。卷橋柑橘以其果大味純外表光滑成為一種品牌，遠銷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江蘇、廣州以至俄羅斯和越南等地。
一業興，百業旺。每年柑橘銷售季節，各地前來收購的客商就在以卷橋為中心的二○七國道邊農戶家中住下來，北至章莊鋪集鎮，南至澧縣複興場，一輛輛卡車排成長龍收購柑橘。為了減少和避免客商與果農之間的直接洽談產生矛盾，又能在果品的規格和價格方麵達成一致，柑橘信息服務產業便應運而生，僅僅三四個月時間，每家收入就在二十萬元以上。與此同時，公路邊平日裏隻掛牌不營業的大小餐館這個時候也緊張地忙活起來。為了外表更加光滑，近些年商家又開始給柑橘打蠟，於是以卷橋為龍頭的公、鬆、澧邊界辦起了七家柑橘打蠟場，每年每戶收入少說也在三十萬元以上。經過楊明義精心的組織，悉心的傳授，甚至手把手地教授，種植柑橘的技術在卷橋林場及周邊地區得到全麵普及，柑橘的生產過程大致包括育苗、整枝修剪、嫁接、施肥、采果等。說卷橋果農人人是柑橘專家，絕非他們自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