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傳閱電報草槁說：“這封電報由我們倆聯名，你作為國民政府的代總統，我作為國民黨的委員長。”草案宣布與**和談已徹底崩潰，政府遷往廣州，繼續與**對抗。
李宗仁對此說不出什麼，隻好同意簽名。
杭州會議製定的一個實際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長同時也是國防部長，全權控製軍隊。蔣介石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結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盡，他回到廣西的據點桂林，在那裏休養了兩個星期。
最後通碟規定的期限已到，僅在7個小時之後，**集中在長江北岸的大炮就開火了。
那天晚上，陳毅將軍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國民黨長江口炮艦有名無實的抵抗下，輕而易舉地打過了長江。李代總統大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占領了南京，紅色軍人成立了“和平籌備委員會”。負責處理接管程序。南京居民注視著勝利了的**軍隊，他們紀律嚴明，沒有奸殺掠奪之事發生，也不碰外國人一指頭，國民黨軍隊對此或許要大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駐蔣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團的幻想破滅了，但他們發回國內的報告又充滿了新的幻想。
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逃、澳大利亞外長科普蘭以及加拿大代辦切斯特-朗寧，所有這些人都抱有作為“農民革命者”
的中國**定會與國民黨妥協的幻想。
他們分析。**一定需要訓練有素的人員來管理城市和經濟。在這種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聯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聯合政府中領導國民黨。
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談中沒有與**達成協議，**也會尋求美國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護人中國顧問傅敬波使他更加堅信這種天真的想法。
傅敬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邪裏，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雇傭傅敬波的。傅敬波在燕京大學曾是司徒雷登的秘書，他常自信地談到現在**內的“原燕京大學的學生”以及他們對“老校的尊敬”等，好象他們一看到老校長，就會馬上成為親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親信都認為傅敬波是“代表美國國務院”的。
這種誤解使李宗仁固執地認為，即使和談失敗，他也能拋開蔣介石，從而與美國做筆交易。
當一切都失去時，他能以私人名義求助於杜魯門總統。
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時，所有大使館也被要求遷到廣州。
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過他以前的學生勸說中國**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
在很多國民黨人看來，他的這種態度更加挫傷了國民黨的銳氣，加速了他們在大陸的崩潰。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並不好過，因為很多人來到這裏要他把政府遷到廣州，在那裏**力量可以聯合起來。李宗仁的處境十分尷尬，他左右為難。他認為和談沒有成功，若把權力再還給蔣介石或許是明智的。但是，蔣介石已不是第一次難為他了，5月3日的重要會談使他清楚了蔣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軍閥閻錫山和其他一些人乘專機飛到桂林。他們下機後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辦公室。閻錫山及其隨行一直與蔣介石有聯係，他們告訴李代總統說委員長將不遺餘力地支持他。
他們提出了許多準備呈交給蔣介石的建議：國防部長和軍事及政治領導人應有全權指揮調動中央政府控製區的軍隊；代總統、行政院院長在任命及解除軍事將領和行政官員方麵應享有憲法規定的主要權力；各地政府應隻對代總統及行政院院長負責；國民黨及委員長都不應插手上述事情；運到台灣的所有金、銀和外彙必須運回大陸；希望委員長目前離開中國到歐美旅遊一段時間，表麵上隻是為中國籌備資金，尋求支持，事實上是為了使軍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礙等等。
蔣介石當然有他自己的主意。到4月25日，3個月的時間已飛馳而過，蔣介石離開溪口，坐上一艘艦艇，宣布要到廈門或台灣，實際上他是去了上海。
蔣介石年輕時就是在上海發跡的，得到了愛情、名氣和權力。在如今災難臨頭之際，他想到了一個瘋狂的計劃。
防守上海的湯恩伯一直不聽李宗仁有關解除戒嚴令、召集充足的力量來加固武漢三鎮的防守的命令。恰恰相反，湯恩伯揚言他一定要把上海變成“第二個斯大林格勒”。蔣介石支持他的這種行動。他下令將八個軍編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並發表了一個演講，說要在“3年內取得徹底勝利”。成千上萬的苦力被他們抓去挖護城河，河旁邊豎起10英尺高的竹柵欄，但這些都沒有顯著的軍事價值。
到處可見到局勢混亂，蠻橫殘忍的現象。湯恩伯帶到上海的軍隊有20萬人。這些士兵到上海來名曰保護上海，實際上個個都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征服者。他們強製使用辦公處和住房，砍掉了高爾夫俱樂部門前的參天大樹，說這是為射擊打靶騰地方。不論是公開的警察還是秘密警察，說某人在進行黑市交易或者間諜活動，就在大庭廣眾麵前把這些人就地處決，根本不經正式審判。
軍隊控製了印製大量紙幣的中央銀行，這些錢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級官員和將領的手裏。他們飛到廣州或台灣，以官價把這筆錢兌換成硬通貨，從中發了橫財。
象以往一樣，蔣介石對這些事情無動於衷。他平素最看不起那些老是擔心個人生命危險的人，因此他在市內走動時也不帶保縹。或許在那種局勢下，政權顯得比他個人重要，因此沒人動他一指頭。
蔣介石在上海呆的11天中，一架專機把李宗仁在桂林會談情況一點不漏地帶給了他。
蔣經國替父親給代總統回信，信中說：
“非常遺憾！你們要我到國外去，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不是軍閥！但我同意不插手國內的大事，從明天起，我就徹底不管不問了。”
蔣介石不知道，李代總統1949年5月5日給杜魯門總統寫了封信，信中報怨國民政府沒能充分利用美國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許多公文一起被公開發表在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上，題名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5月6日，委員長離開上海來到一個秘密地方，後來人們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灣的官員們隨機應變，見到蔣介石後，他們要他在原總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蔣介石婉言謝絕了這個建議，住至小了台灣糖業公司的賓館裏，此地位於山中，距台北8英裏。
與此同時，上海的銀行家及商人正在同**的密使進行談判。
中日戰爭期間，上海的銀行界，特別是周紹民的皇城銀行私下裏為陳毅將軍和新四軍提供過金錢和醫療設施。現在，**的軍隊打到了城邊，銀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戰爭損壞。同時，他們也給湯恩伯送去了金條美元，讓他保證不在上海負隅頑抗。
5月25日，蔣介石在台北的鄉村聽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
當**的軍隊漸漸逼近上海時，國民黨守軍盡管說了很多豪言壯語，但最後還是決定投降了。
無疑，銀行家的金錢會幫他們拋棄沒有必要的英雄氣概。
湯恩伯帶著他的一半部隊逃出了上海。陳毅率領他的部隊進入這個商業大都市，抓獲了10萬名俘虜。
一個很大的額外收獲正等著**，而外界對此一無所知。
這要歸功於一個不大有名的投誠者吳紹蓀。他是“CC”派的成員，也是中央調查統計局的一名官員。
中日戰爭期間，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國民黨的高級間諜。了解上海黑社會的情況也是他的任務，他為此加入了“青幫”，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任命他為上海市副市長，並負責組織學生工作。他支管當地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打進上海時，是吳紹蘇把當地商業巨頭、黑社會頭目和國民黨情報密探的檔案全部交給了**，因此，陳毅能及時逮捕所有的敵對分子。據說蔣介石在離開上海之前，曾親自要求在上海組建國民黨地下總部，吳紹蓀的倒戈打亂了蔣介石的這步棋。為了獎勵吳紹蓀，後來周恩來在北方接見了他，任命他為人民政府交通部顧問。
這時，精明的老牌軍閥閻錫山扮演了一個極其短暫的角色。
閻錫山從1911年起就開始統治山西，在那裏修建鐵路、公路，植樹造林，發展農業，也沒有忽視教育。因此他以“模範省主席”而聞名，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1948年秋，山西這個古老省份的首府太原開始被圍攻，盡管有30英尺高的壁壘，但還是在第二年的4月24日被攻破了。閻錫山由於得不到足夠的支持，於5月底飛到廣州與李宗仁交涉。
李宗仁把他送往台灣，並給蔣介石帶去了一封謙恭的信，信上說：“我們這裏的國民黨全體黨員都希望您來廣州領導我們，我本人也真心希望每天能聆聽您的教誨。”但是，蔣介石現在正在考慮其他事情，根本不準備複職。
閻錫山講了一下大致情況，蔣介石聽得也很仔細。在國民黨的官員中，閻錫山是對美國在“中央政府”最需他們時采取“不幹涉”政策最不滿的人，他想讓蔣介石廢除“憲法”，建立軍政府，不理睬美國的建議，也不要顧全他們的反應，按戰時編製重新組建現存省份，立即采取措施，在**後方建立“**遊擊隊”。
但是蔣介石沒有采納他的意見，理由是“必須保證民主製度”。
閻錫山帶著輕蔑的口吻說：
“美國人覺得他們知道到底怎麼辦才對中國好，但是他們對中國能了解多少呢？他們隻是通過那些密使們的眼睛來看中國的，是通過一些講英語的中國知識分子及買辦分子來了解中國的。
他們不考慮中國的具體情況就想把他們的民主介紹到中國來。
我們吃大米，他們吃麵包，難道我們也得吃麵包，才能成為民主國家嗎？我們不認為我們知道什麼對美國好，這麼做是對的。
借錢給朋友時，不應有附加條件。如果借錢給朋友的條件是朋友必須按你的規定來花費，那麼這未免太荒唐了。
美國人給我們帶來的危害夠多了。羅斯福總統在雅爾塔會議上把我們賣給了俄國人。馬歇爾調停無效，給**足夠的時間部署軍隊，準備全麵反攻。
現在他們又靠傳教士大使司徒雷登想把**改變成害怕上帝的基督教徒。
如果我是你蔣先生，我要徹底忘記美國。如果連國家都沒有了，那民主又值幾個錢呢？”
對這些措辭激烈的言語，蔣介石置若罔聞。於是，閻錫山於6月2日飛回廣州，接替何應欽做了行政院院長。
閻錫山雖然年紀大了，且患有糖尿病，非常易怒、但他名氣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