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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狄納爾
在1134年春季首次發兵東征失敗以後，耶律大石調整策略，暫時不再抱殺回老家的妄想，而是安下心來，先穩定自己在七河、喀什噶爾和高昌等地的統治。前麵說過，他允許高昌王畢勒哥繼續統治和州回鶻故地，允許土庫曼王伊卜拉欣繼續統治喀什噶爾與和田，作為雄踞他們之上的喀喇契丹菊兒汗，直轄領地則隻包括以虎思斡耳朵為中心的七河地區，以及較早的根據地葉密立和最早的根據地可敦城周邊土地。就疆域麵積來看，基本上可以算是公平三分。那麼，在這種三分而立的情況下，大石要怎麼保證他的中央政權永遠淩駕於附屬國之上而不會養虎遺患呢？
前麵說過，早在大石離開天祚行營北上可敦城的時候，他就按照傳統製度把屬下官員分為南北兩部分。等西征到了葉密立，登基當上皇帝，大石就根據原來契丹遼朝的製度，設立了完整的中央機構。擔任中央各部負責人的，比如蕭斡裏剌、蕭查剌阿不、耶律燕山等，全都是跟隨他百戰功成的宿將。一方麵，對於這些老部下，大石熟悉他們每一個人的能力和性格，運用起來得心應手；另一方麵，如果這些部將隨著功勳的提升、權力的擴展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也確實是一件麻煩事。
類似情況在中原王朝屢見不鮮，更不用提可以算半個中原王朝，但仍然保留著濃厚分封製色彩的契丹遼朝了。
大石總結故國滅亡的教訓，認識到那麼龐大的一個王朝瞬間崩潰，很大一方麵原因就是分封製度，貴族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擁有自己的私兵，既有能力和中央政府叫板，相互間起了矛盾、衝突，甚至爆發戰爭，中央政府也往往無力鎮壓。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因此大石建國以後，並沒有徹底照搬契丹遼朝的製度，他大刀闊斧地把分封製砍掉了。
《全史》上記載說：“他（大石）勸導自己的親信們要居安思危、戰戰兢兢，不讓異密（‘艾米爾’，阿拉伯語‘王子’之意，後來引申為‘長官’）們擁有自己的封地，但自己賞賜他們，並說：‘如得到封地，就要肆虐。’”大石不僅不給功臣們分封土地，還不讓他們畜養私兵，國家軍隊統一由政府掌握，逢有戰事才調配給某位將領指揮，“將不專兵”，加強了中央集權，消除了分裂的根苗。
雖然並沒有留下很明確的記載，但綜合種種史料所言，應該可以判斷出大石對於他在七河、葉密立、可敦城，甚至包括一部分謙謙州在內的直轄領地，是按照中原王朝的習慣實行郡縣製度，由朝廷任命地方官員來管理農業、牧業、工商業，而不是把治民之權扔給貴族們、朝廷隻管向貴族們收稅而已。
原本西域和中亞細亞各地的政治、經濟製度和大石所施行的正好相反，國王的直轄地非常狹窄，貴族們或者某些部族雄踞一方，他們有自己的百姓和軍隊，國王隻向他們索取貢賦而已。因為無法清楚了解各貴族、各部族的財力高低，國家要求的獻納數額就經常不靠譜：征得少了，既無法維持政府日常開銷和國王本人家族的消費，還容易使地方勢力積聚坐大；征得多了，又容易引發貴族們和各部族的不滿，矛盾積累深了就會發生暴亂。耶律大石的政策雖不能說從根本上扭轉了這種局麵，卻也可以算是一劑良藥。
西遼政權的中心區域，也是大石直轄領地中最重要的七河地區，因為灌溉的便利，生產以農業為主，這就方便他施行漢法。而對於七河地區的畜牧業，以及其他直轄領地的牧民們，又該怎麼管理呢？契丹遼朝的南北兩麵官製度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分而治之的問題，大石隻要稍加修改，去蕪存菁，就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了。
換作一夥不同時具備農業和遊牧兩方麵管理經驗的外來征服者，換作一個不同時精通蕃漢文字、學識淵博的領導者，恐怕都不能用很短的時間就在西域站穩腳跟，並且建立起如此龐大的一個帝國來吧？契丹人千裏迢迢跑到西域來，老祖宗的經驗製度竟然還大有用武之地，不能不說是天大的運氣。
大石對於帝國直轄領地實行漢法郡縣製，並且以兩麵官製度來對農業居民和遊牧民分而治之，就管理上來看，恐怕是那個時代可以拿出手的最科學的方法。而就賦稅製度來說，大石深切地體會到契丹遼朝之所以滅亡，很大一個因素是對百姓壓榨太狠，導致民不聊生，烽煙四起，因此他是主張輕徭薄賦的。
輕徭薄賦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把普天下都看成一個整體，同樣受皇帝一人統治，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也，百姓有義務供養皇帝和他的行政機構、軍隊組織，皇帝也有義務讓百姓都過上富足的生活。怎樣才能讓百姓富足呢？按照傳統的儒家思想，能夠做到輕賦稅、不擾民，那就比較到位了。可以說，世界其他地區在曆史上當然也出現過類似的輕賦、愛民思想，但都沒有中華的相關思想來得深入和成體係。
以中亞細亞為例，因為普遍實行分封製度，所以普天之下不都是王土，率土之濱不都是王臣，對於貴族們封地上的百姓，我有必要愛護嗎？我就算想要愛護，根本連管理權都沒有，又如何愛護得了？愛不愛這些百姓，他們過的日子是富裕還是貧窮，那是貴族們的事情，和國王是無關的，國王也不直接向這些百姓收稅，國王隻是向貴族們索取貢賦而已。賦稅製度沉重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分封貴族，因此重稅、加稅、稅額不科學、稅製無體係，乃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那麼在西遼帝國內真的沒有分封製度嗎？也不能完全這樣說，大石在統治西域以後，起碼高昌回鶻國和東喀喇汗國就可以算是分封諸侯了。但在帝國直轄領地內，還是基本上沒有分封製度的，而是國家直接麵對小民百姓收稅。可這一方麵，對於賦稅額度比較容易掌控；另一方麵，要是重稅逼急了百姓，他們也會直接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石設定了相當低的稅額，並且引進了西域和中亞地區很少見的人頭稅製度。
西域和中亞地區原本最常見的稅種是土地稅和商業稅，按照伊斯蘭教的規定，“哈拉吉”也就是土地稅竟然高達收獲量的三分之一。大石一方麵降低了土地稅，按照《金史》上所載，有幾個回鶻人自稱在他們國家“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也就是說必須繳納收獲物的十分之一——比起原本的三分之一，土地稅輕了三倍還多。
另一方麵，大石為了便於控製直轄領地內的人口，引進了中原王朝延續千年的人頭稅製度。《全史》上說：“當他們（契丹人）占領城市以後，對於它的居民未做任何改變，隻從每戶——從城市居民，此外，也從農村居民——收一個狄納爾。至於耕地之類，拿它們給居民享用。”
狄納爾是當時中亞地區常見的金幣，不是鑄造的，而是用金片衝製花紋而成的，很粗糙，也很薄，從出土實物來看，每枚重約7到8克。現在的金價，每克在300元人民幣以上，按照300元算，8克金子就是2400元，但這不是攤派到每個人頭上的人頭稅，而是“戶賦”，一戶如果有5口人，這筆錢就不算很多了。
元朝有個名叫劉鬱的人，寫過一本《西使記》，曾經說七河地區“民賦歲止輸金錢十文”，十文就是10枚狄納爾，他用了一個“止”字，翻譯成現代漢語，可以用“才”字來替換，也就是說，老百姓交人頭稅才每戶10枚狄納爾，賦稅真是太輕了。其實西遼時代的人頭稅是劉鬱時代的十分之一，那才真叫輕呢！
某些專家認為西遼並沒有土地稅，隻收人頭稅，也就是《全史》上說的“至於耕地之類，拿它們給居民享用”，這未免把耶律大石看得過於偉大了，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大石就不是一位君主，而是一個苦行僧。他有龐大的國家機構要維持，有龐大的軍隊要養活，他在世的時候，幾乎每兩三年就會爆發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每戶隻收1枚狄納爾，真的夠他開銷的嗎？莫非大石是個煉金師，能夠點石成金不成？
“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這條記載是可信的。
對於自己的直轄領地，大石所設定的賦稅非常低，而對於高昌回鶻和東喀喇汗這兩個附庸國，他也沒有橫征暴斂。對於附庸國當然不能再收土地稅，他卻也不按照傳統規矩每年收取無法定額的貢賦，而是套用直轄領地上的人頭稅製度，照樣每戶收取1枚狄納爾。由於這個原因，西遼前期和這些附庸國的關係始終都很好，不像包括塞爾柱突厥人在內的其他各個中亞細亞王朝，經常是兵鋒一掃，百國歸降，大軍一退，萬邦作亂。
耶律大石在新都虎思斡耳朵從1134年到1137年，休整了大約三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他命中注定將會遭遇的強敵——塞爾柱大君桑賈爾仍在繼續擴充自己的勢力，把這個一度跌入穀底的帝國重新一步步推上高峰。
首先在1135年，桑賈爾徹底征服了阿富汗的伽色尼朝，把它也納入了塞爾柱的附庸體係，也就是說，此刻除了東喀喇汗國已被契丹族的耶律大石征服外，塞爾柱帝國的東部領土已經基本恢複了。
隨即桑賈爾就把目光轉向西方。這個時候大塞爾柱的西境甚至未出伊朗，當時桑賈爾的兩位堂兄弟——基利吉和圖圖什——分別割據安納托利亞和敘利亞，侄子馬赫穆德二世則統治著伊拉克和伊朗西部。尤其是馬赫穆德二世，認為自己才應該是大塞爾柱的正統繼承人，不肯承認桑賈爾的大君地位。局促在巴格達的阿拔斯朝哈裏發以為翻身時機終於到來，耍盡手腕離間這叔侄二人，希望他們好好廝殺一場，自己就能夠漁翁得利了。
但是桑賈爾沒有給哈裏發這個機會，他迅速挺進巴格達，迫使馬赫穆德二世降伏，擊碎了哈裏發的陰謀。雖然並沒有徹底吞並侄子的領地，但從此以後，馬赫穆德二世、基利吉和圖圖什都拜伏在了大君桑賈爾的腳下，承認他為自己至高無上的宗主。
穩定了西線局勢以後，桑賈爾回到根據地——呼羅珊的謀夫（今土庫曼斯坦的馬雷），休整了不長時間，就再次發兵河中地區。
兩位命中注定的敵人，距離越來越近了……
導火索
1134年，耶律大石征服了東喀喇汗國，在休養生息整整三年以後，他再次率軍西進，進攻西喀喇汗國。西遼大軍首先進入費爾幹穀地（今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幹納盆地），並未遭遇到什麼抵抗，於是勢如破竹地殺到忽氈（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盞）城下。
忽氈是河中地區的曆史名城，位於錫爾河中遊南岸，距離西喀喇汗國首都薩末鞬（河中府）隻有不到300公裏的路程。當時擔任西喀喇汗國桃花石汗的是馬合木，也就是那個可憐巴巴被囚禁至死的桑賈爾的女婿蘇萊曼汗的第三個兒子，他一看情況不妙，急忙親自領兵前往迎擊。
根據《全史》的記載，西喀喇汗朝和西遼的軍隊，是在回曆531年的拉馬丹月，也即1137年五六月間交鋒對戰的，這個時候，耶律大石已經攻克了忽氈，因此戰場就定在忽氈城下。大石的百戰之將、精銳之師，當然不是日薄西山的西喀喇汗國軍隊所能抵擋的，馬合木汗吃了一個大敗仗，率領殘兵狼狽地逃回了薩末鞬。
國王浩浩蕩蕩出兵，丟盔卸甲歸來，史料上說這一事件“嚴重地震驚了它（薩末鞬）的居民，恐慌和沮喪加重，單等著早上或晚上的災難，蒲華和河中其他城的居民也是如此”。
當時河中地區已經基本上伊斯蘭化了，而伊斯蘭教徒打著“聖戰”的旗號，曾經和東方的佛教徒打過很多年仗，比如在喀什噶爾、高昌、和田，連番廝殺中，殺戮、搶掠、仇恨是根本無法避免的。雖然塞爾柱人多次征服河中，雖然東麵的喀喇汗國和西麵的花剌子模也曾揮軍前來，但在穆斯林們想來，他們終究都同為真主的信徒，殺戮和搶掠不會很嚴重，更不會迫使他們改變信仰。那些異教徒就不好說了，傳說八剌沙袞（虎思斡耳朵的舊稱）的菊兒汗是個佛教徒，或者是個摩尼教徒，一旦讓他進入薩末鞬城中，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真主的信徒會不會無一幸免，玉石俱焚？
於是如同漏網之魚一般逃回薩末鞬的馬合木汗急忙寫信向宗主國大塞爾柱求救，他在信中寫到，有一支異教徒的軍隊突然從東方侵入他的國土，穆斯林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災難，他請求蘇丹桑賈爾發兵保護伊斯蘭世界。
好在馬合木汗，以及薩末鞬、蒲華等城的居民們很快就大鬆了一口氣，因為那支來自東方的“異教徒軍隊”在占據忽氈，並且擊敗西喀喇汗國軍隊以後，並沒有乘勝前進，而是停下來鞏固新占據的領土。
很多曆史學者都認為大石之所以停步不前，一方麵是實力還不足夠把西喀喇汗國一口吞下，另一方麵是為了穩固忽氈以東的領地，是純粹被動式的。但在對照征服東喀喇汗國的整個過程以後，我們或許也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正如猛虎的狩獵，輕易不撲，撲則必中，大石的軍隊雖然停在了忽氈，他的使者、哨探卻應該已經散布到了整個河中地區，他在尋找，更重要的是在製造時機，待到時機成熟，隻需一戰，甚至可以兵不血刃地就進入薩末鞬，吞並整個西喀喇汗國。當初他駐兵在東喀喇汗國邊境上，一連兩年，表麵上毫無動作，實際上卻很可能直接煽動和資助了葛邏祿人和康裏人的反叛，把阿兒斯蘭汗伊卜拉欣逼到山窮水盡，然後順利地“登上那不費他分文的寶座”。今天對付西喀喇汗國，大石仍可照搬當日的策略。
因為和東喀喇汗國相同，西喀喇汗國的回鶻王室與葛邏祿人之間也是矛盾重重。突厥人西遷進入中亞細亞，甚至一直跑到西亞和地中海邊，此後他們臣服於當地政權，因為保持著很強的遊牧性和戰鬥力，所以往往被征發從軍，很多上層人士也從而節節攀升，成為各國舉足輕重的軍事將領。舉例來說，塞爾柱人的祖先就曾經擔任過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的軍官，他們很快就反客為主，變成了這兩個王朝的宗主國勢力。
——正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從廣義上來說，回鶻人也算突厥種，但喀喇汗國的開國之君本就是西域回鶻國，或者更往前推是漠北回鶻帝國的王室成員，多少代的養尊處優，戰鬥力早就不行了，文化水平倒在逐步提高——相比塞爾柱曆代蘇丹來說，喀喇汗王朝曆代可汗都可以算是文化人，而包括桑賈爾在內的塞爾柱蘇丹們則大多是文盲。所以喀喇汗王朝往往會任命葛邏祿或者康裏貴族做軍官，王朝的主要軍事實力也捏在葛邏祿人和康裏人手中。和中亞地區其他政權一樣，時間一長，這些驕橫的葛邏祿和康裏將領就會擅權，甚至會起兵造反。
但是喀喇汗朝王室和突厥軍官們的矛盾非止一日，為什麼偏在大石兵臨城下的時候才會徹底激化，搞到無法收拾呢？要說這裏麵沒有大石的暗中謀劃，純粹是巧合，是老天也在幫助那些國破家亡的契丹人，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東喀喇汗國是如此，西喀喇汗國也是如此，大石雖然停在忽氈，不再前進一步，桃花石汗馬合木和境內葛邏祿軍官的爭鬥卻逐漸表麵化了。葛邏祿軍官們甚至擁立了自己的可汗，不但不服從馬合木汗的統治，還集結起來向薩末鞬進發。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馬合木汗毫無辦法，隻能再次求救於桑賈爾。此時桑賈爾已經集合了整整十萬大軍進入河中地區，駐紮在薩末鞬城中，馬合木汗請他先別管異教徒——貌似他們並無繼續前進的跡象——還是先幫我把葛邏祿人給解決了吧。
其實大君桑賈爾此次出征，目的並不是對付那些來自東方的“異教徒”，此時的他剛剛穩定帝國西境，還狠狠抽了阿拔斯朝哈裏發一個大耳光，正在誌得意滿之際，還會把誰放在眼裏呢？況且那些“異教徒”已經止步不前，自己還有必要立刻去攻打他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