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自古就推崇聖人。所以蔣介石堅持把“君子”的形象維持到底，以求得到源源不斷的支持。
◎大搞正麵宣傳
媒體是一柄雙刃劍。想要利用媒體進行宣傳也必須注意把這個武器運用得好，否則，不但不能給自己描摹出偉大的功績，反而暴露出自身的缺陷，那就事與願違了。
蔣介石一直很想在國際上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以期得到帝國主義更多的支援和幫助。所以他在外國記者、軍官等人麵前，常百般討好，希望對方能夠為自己做些正麵宣傳。
抗戰時期，海明威夫婦曾經乘飛機來到戰時的首都重慶進行訪問。作為訪問國民黨統治區的第一個美國記者，海明威到達重慶時受到了破格歡迎。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請海明威夫婦共進午餐，還整整談了一個下午。宋美齡更是親自當翻譯，字斟句酌地遣詞造句。
午宴上，蔣介石以介紹戰局為名，竭力貶低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吹噓國民黨的軍事實力是如何雄厚。蔣介石和宋美齡不但矢口否認他們在不久前所製造的“皖南事變”，而且指責共產黨軍隊經常解除國民黨軍隊的武裝。他們希望海明威回國後能幫助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作些正麵宣傳，以達到日後投靠美國的目的。
但是蔣介石的目的並沒有得逞。海明威對蔣介石的談話持保留的態度，他得出的結論是：蔣介石是中國的拿破侖，盡管他千方百計要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家，但他的出發點處處都是從軍事上考慮的。因此在海明威和周恩來秘密會見後，更傾向了支持共產黨的主張，因為他認為共產黨是更民主的一個政黨。
這個不太成功的“宣傳”，直接說明了媒體的宣傳隻是一個工具，而真正和宣傳效果相關聯的，則是被宣傳對象的實質。宣傳是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宣傳不夠正麵，那還不如不宣傳。隻有擴大了正麵宣傳的新聞效應，才能夠對輿論形象的樹立有良性的幫助。
◎責任手下擔，好人自己做
扮好人的領導是最多人樂意擁護的。但是沒有規章製度的束縛，很容易導致團隊成員的人心渙散。此時最能夠起到補救的法子，就是設一個以嚴治軍的二把手，來維持團隊的秩序。這既能讓底下人對頂頭上司有好的評價，又能夠保證紀律得到執行。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當一把手製訂的計劃在執行上有風險的時候，派手下人去從事實際上的操作，自己退居幕後，坐享其成，也能推卸責任，在輿論上避免更多指責。蔣介石就曾經用過這手責任手下擔，好人自己做的法子。
蔣介石早就看清了汪精衛想要奪權的目的，就利用他的貪心，在國難深重之際，拉他擔任行政院長，由汪充當對日外交的總經紀人與籌集浩繁軍費的“後勤部長”。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把汪精衛推到前台，主持對日媾和，他居於幕後，潛心策劃反共戰爭，統一軍權。
上海淞滬抗戰後，蔣介石派汪精衛出麵，請出了帝國主義當調停人，同日本簽訂了屈辱條約，把上海人民及十九路軍的抗日成果葬送了。上海停戰協定告成後，全國人民憤怒譴責汪精衛喪權辱國，違反法律程序，擅作主張簽訂屈辱條約。而蔣介石則裝作對此一無所知，一再對來找他抗議的人們聲稱自己會嚴肅處理。
1932年5月21日，南京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正式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請懲戒行政院長汪案》，稱上海停戰協定乃行政院不交立法院議決，遽行簽字，其為違法，呈請由中央最高監察機關依法辦理。同時蔣介石的親信又添油加醋，推波助瀾，更散布一些有損於汪派名聲的謠傳。
上海停戰決策，本來是蔣汪合謀，蔣介石為主謀，可是，汪精衛一人不僅受到輿論界的痛斥，又受到監察院的彈劾，名譽大損。而此時蔣介石卻擺出一副中間人的樣子，給汪精衛開脫了一點罪責，並調解安撫各方，乘機拉攏了不少人心。
蔣介石的這一手責任下屬擔，好人自己做的戲碼，可算是陰險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