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6年8月16日起，溥儀連續出庭八天，創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單人作證時間最長的紀錄。8月27日，在最後一次作證結束後，法官們讓溥儀暫時留在東京聽候通知。溥儀在蘇聯和美國憲兵保護下退庭。
溥儀在紅河子是怎樣渡過他那俘虜生活的呢？他拜佛念經更加虔誠了，每天跪在床上“修行功課”，而他的幾個族侄這時自然要退避出去，並給他放小哨。溥儀則每次必然拿出那本出逃時不慎被紅藥水染紅了的諸滿神課，搖動八隻日本的帶孔的硬幣。溥儀搖卦非常有耐性，什麼時候搖出上簽，什麼時候才罷休。幾個放“小哨”的族侄一見蘇聯士兵上樓來，就給他發暗號，蘇聯士兵進屋時，溥儀總是微笑著和他們打個招呼，蘇聯兵隻是來看人數缺不缺便走開了。溥儀每天照例睡得很晚，起床很遲。他不招樓下的那些偽滿大臣們來玩。那些偽滿大臣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則呼盧喝雉，大押其寶，他們無錢可賭，就用蘇聯方麵發給的長管紙煙俗稱“大白棒”做賭注，有時為了幾根煙卷，還鬧得麵紅耳赤，大臣的斯文完全掃地；那些抽大煙的，由於當了俘虜，斷了煙源，不用請醫生給戒煙，都平安無事地斷了癮。溥儀和這些偽滿大臣們不相往來，這一行為使得溥傑大惑不解。
一天，溥傑照例給溥儀請了安，看溥儀的精神挺好，心情也比較舒暢，溥傑坐了下來：“哥哥，我有個問題，不知該不該說。”
“什麼問題？盡管說吧，我們親兄弟還有什麼可分的。”溥儀極為熱情地說。
“哥哥，你為什麼不和那些大臣們來往呢？”
“我和他們不一樣啊！”溥儀歎了口氣說。
“有什麼不一樣的，我們現在都是俘虜，說不定互相之間還要幫襯著點呢！要說從前在滿洲國時，有日本人監視，想來往也不能來往，但現在日本人垮台了，應該和他們交往交往。”溥傑勸說道。
“這個，你就不懂了，我和他們就是不一樣。我們現在雖然是俘虜，但我曾經是皇帝，他們是大臣，現在日本人雖說垮台了，但我們的事可沒有完。他們這些人是什麼貨色，大多是有奶便是娘的東西，他們都是希望回國的，而我呢！我可是有國難回，有家不能歸的人啊！萬一我們要是被遣送回家，你想他們還不都把責任往我身上推，落井下石可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如若再跟他們來往，萬一有什麼把柄落在他們手上，那不更是罪上加罪嗎？”
溥儀和其家族之外的人保持著不相往來的關係，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他的嶽父榮源。榮源在偽滿時並沒有什麼官職，日本人看在他和溥儀關係的分上，給他安了一個“滿洲”棉花株式會社掛名拿薪不上班的理事。有職無權，構不成戰犯資格。蘇軍去抓偽中央銀行總裁榮厚，偏巧抓錯了人，榮源的鄰居報告說，我們這裏有個姓榮的，是溥儀的老丈人。蘇軍也不清楚他是幹什麼的，反正姓榮，又與溥儀有點關係，就俘虜來了。榮源過去也隻是在逢年過節時，照例進宮見上一麵，而且由於婉容的問題，見麵之後也是彼此隔閡，話不投機，很難說上三言兩語。現在倒好，榮源每天晚上都來陪溥儀聊一陣子，特別到後來一段時間，溥儀的幾個族侄被調到另外的戰俘收容所，溥儀生活不能自理，端茶、倒水、洗衣、送飯便被榮源包了下來，榮源成了溥儀生活中須臾不可離的人了。
1945年的十月節，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來說是一個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節日，它既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28周年紀念日，又是蘇聯人民迎來的衛國戰爭勝利後的第一個十月革命節。蘇聯舉國上下，載歌載舞，一片歡騰，溥儀所在的伯力市紅河子俘虜收容所的蘇方人員，也以各種形式慶祝俄國十月革命節，甚至個別的被俘人員也被這種氣氛所感染，參加了蘇方人員組織的聯歡。溥儀這時萌發奇想，居然寫了一份申請書，要求留住在蘇聯，同時還要求三個“內廷學生”各寫一份，而毓嵣卻拒絕寫申請書。
毓嵣本來是溥儀最信賴的侄子。當1940年毓嵣和吉林市女中畢業的楊景竹結婚時，溥儀則是愛屋及烏，對於這位洋學生出身的侄媳，不僅破例一次賞了五百元，而且還親自陪同侄子、侄媳到帝宮的西花園照相。照好後，溥儀還親自動手洗了幾張送給侄兒侄媳，這可是其他族侄望塵莫及的。毓嵣為此對溥儀忠心耿耿，不僅在宮中對溥儀服侍得更周到，從長春遷都到大栗子溝時更是形影不離，從大栗子溝準備逃往日本時，毓嵣拋妻別子；當溥儀在沈陽機場被羈押後，毓嵣仍隨侍左右。正是不斷的顛沛流離，毓嵣對洋學生出身的嬌妻更為思念，一雙兒女的可愛的身影不斷地縈回在腦海，這種情感哪是從生理到心理都對女人感到厭惡的溥儀所能理解的。還在紅河子俘虜收容所時，毓嵣因對性感、多情的女服務員托尼婭多看了幾眼，遭到了溥儀的“家法”懲罰，如今又讓寫申請書留居蘇聯，說不定從此將要和妻兒遠隔天涯，永世難見。妻兒的砝碼與一個廢帝的砝碼權衡起來，這也許正是毓嵣拒絕的原因吧！
1946年8月初的一天，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所長陪伴著一位蘇聯中校來到溥儀等人的住所，那中校除母語外，精通中、日兩國語言。他來到溥儀居住的房間，用純正的中國話向溥儀宣布道：“我代表蘇聯政府鄭重通知溥儀先生：溥儀將於8月5日作為證人被送往盟國設在東京的遠東國際法庭作證。”
“東京”“遠東國際法庭”？東京，溥儀是熟悉的，他曾經兩次訪問東京，並且受到“禮遇”，退位後，他想去日本而不得，而這次又來說自己到什麼“遠東國際法庭”。遠東國際法庭是什麼？遠東國際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盟國遠東委員會授權盟國駐日美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於1946年1月19日頒布通告，由美、蘇、英、中、澳等十一國代表，組成遠東國際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的首要戰犯，最後經過兩年零十個月的工作，終於在1948年11月12日完成了審判，宣布首要戰犯二十五人有罪，其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鬆井石根等七人被判處絞刑。
前兩次溥儀到東京，那可是少者幾十人、多者百餘人的前呼後擁、隨侍在側，這次如果就自己一個人，萬一遇到個什麼事情，找誰去商量？於是溥儀說：“我願意服從蘇聯政府的安排，但我希望能帶一名隨從，且我的五妹夫萬嘉熙自願前往，希望貴方批準。”
“不行。”中校斷然拒絕。
溥儀將被送往東京國際法庭作證的消息，很快在第四十五收容所傳開。這立即在收容所的囚犯中引起極大的恐慌，特別是溥儀的族侄、弟弟、妹夫和近侍李國雄最為擔心害怕。皇上到底是去做證人，還是去接受審判，也不知這一去是否還能回來？他們天天纏著所長問個沒完，所長雖也曾肯定地告訴過他們，溥儀到日本就是去做證人，二十天之後溥儀就會回到這裏，他們還是將信將疑。一星期後，所長拿著收容所裏的日本俘虜自辦的一張報紙，上麵載著一條“特大新聞”：廢帝溥儀前往日本作證。溥儀的這些親信們看後才稍微放下一點心。
溥儀請求帶一名隨侍，雖然未得到批準，蘇聯政府為便於溥儀到日本的生活和作證，專門給他配備了一名譯員，此人就是蘇聯中校沃羅闊夫。此人曾在我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生活居住多年，既懂漢語，又精通日文。溥儀還穿上蘇聯政府為他特製的新裝。溥儀穿上了這套得體的黑色西裝，又在雪白的襯衫脖領下係上一條黑白相間的格紋領帶，左胳膊上還挎著一件灰色的高級呢料大衣，溥儀本身又戴著近視鏡，給人一種斯文、儒雅的印象。就這樣，溥儀在伯力地區內務局的沃羅闊夫中校和另外兩名蘇聯軍官的護送下，在伯力機場登上了飛機的舷梯。
一路勞頓，時而乘飛機，時而坐汽車，幾天之後，終於又乘坐飛機到達東京機場上空。幾架美國軍用飛機耀武揚威地迎麵飛來，肆無忌憚地左盤右旋，片刻不離地尾隨降落；走下舷梯的溥儀又遇到身穿美式製服的警察例行公事的盤問，態度十分生硬；善於捕捉新聞的記者的閃光燈不斷閃爍，問話聲嘰嘰喳喳，且尖刻直率。這種境遇，讓本來就膽小的溥儀更感忐忑不安，他不敢見人，尤其不敢見中國人。不過，當中國檢察官和國際檢察局的美國檢察官一起，先後兩次找溥儀談話核實情況時，溥儀又顯得過分熱情，見了他們就主動握手，還一口一個“同誌”地叫著。中國檢察官鼓勵溥儀大膽地、實事求是地出庭作證，溥儀的心這才踏實了許多。
溥儀來到東京所受到的待遇，引起了他無限的傷感，但他曾經擁有過的“皇帝”的身份，卻在東京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世界各國的報道把8月16日稱為東京審判的“一個劃時代的日子”。溥儀出庭的消息事先就傳開了，人們爭相來看，所以這天的法庭便顯得極為擁擠，法庭前專為貴賓保留的座位平常總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卻早已人滿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蘇聯人，記者席上則早已坐滿了各種膚色的手持攝影機和記錄簿而急待發回電訊的人；特別是台階上邊的旁聽席，簡直是擁擠不堪。庭上各國的精英法官，神情一個比一個嚴肅。
1946年8月16日11時25分，東京法庭審判長衛勃威嚴而洪亮的聲音響了：“傳證人到庭。”
法庭執行官維恩米特做前導，兩名衛兵護送，一位瘦而高，戴近視鏡的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證人台。整個法庭頓時緊張起來，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這位證人。隻見他身著一套西裝，白襯衫，係領帶，腳上的黑皮鞋擦得鋥亮。他沒有戴帽子，滿頭厚厚的頭發，其中有一綹烏黑烏黑地垂在寬闊的前額上，他就是中國前清的末代皇帝，偽滿洲國的“康德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法庭照例詢問了溥儀的年齡、性別、職業，並且按照西方的傳統進行了宣誓。然後，溥儀開始回答季楠檢察長的詢問。
“我1906年出生於北京，名叫溥儀，按照習慣在名字之前另加愛新覺羅四字。1909年登上帝位……”
溥儀正說著，忽聽一位美國辯護律師提出異議道：“證人發言的時候為什麼總是窺視他帶來的黑色筆記本？”
衛勃審判長當即嚴肅地對溥儀說：“證人，你在看什麼？”
溥儀申辯道：“是備忘錄。因為很多事情時間比較久遠，年月日等記不住，需要看看備忘錄才能回答。”
衛勃微笑著說：“我的同事中正好有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官，他能辨認你到底寫的是什麼東西。”
溥儀的小本子被拿到審判席上，中國政府派去參加審判的梅汝璈法官仔細看了看，發現上麵就是幾個數字，如“我生於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等等。於是衛勃庭長表示法庭不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