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接著說：“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當年12月中華民國成立，與此同時我便退了位……”
當溥儀講述了他被逐出皇宮、來到天津的經過之後，法庭開始對他如何離開天津進入東北這個關鍵問題進行訊問。季楠問道：“你是怎樣離開天津到東北去的？是脅迫還是自願？”
溥儀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顯得異常小心，他既沒有用“脅迫”也沒有用“自願”，而是選擇了另一個詞——“威脅”。他說道：“我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脅。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裏邊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製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屬住在一起，到旅順去，同行的人隻有鄭孝胥父子，家屬等直到後來才到達旅順。”
當溥儀談到在旅順與關東軍上校參謀板垣征四郎會麵的時候，季楠檢察長問道：“板垣上校對你講了什麼？”
溥儀答道：“大概談了兩個半鍾頭。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權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
季楠問道：“這是板垣自己的主張，還是他奉了上司的命令？”
溥儀說：“他是遵照本莊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說的。”
季楠問：“他說希望你擔任什麼工作呢？”
溥儀說：“他說因為我是滿洲人，請我當新國家的元首。還說日本對東三省沒有領土野心，成立的是完全獨立的政權。”
季楠問：“你答應了嗎？”
溥儀說：“我拒絕了！”
季楠問：“為什麼拒絕？”
溥儀說：“板垣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偽滿洲國’人享受同等待遇。”
季楠問：“在板垣請求之前，日本軍隊做過什麼？”
溥儀說：“日軍占領了東三省，同時在沈陽由日本人協助組織了地方治安維持會。土肥原便是組織維持會的主要人物。”
季楠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問溥儀：“你所說的那個被告板垣大佐，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板垣嗎？”
溥儀迅速瞥了一眼應聲說：“就是他。”
被告席上，板垣征四郎氣得臉部抖動不止。
季楠最後問：“你有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
溥儀說：“我從小就讓出了政權，一點政治經驗也沒有。”
由於溥儀當麵作證，板垣和土肥原再也無法抵賴。每次受審時，他們都掏出手帕，一次又一次地揩著頭上豆大的汗珠……有一篇報道這樣描述了被告席上板垣的形象：“在法庭聆聽之板垣，聞提他之名，驟現不安之狀，不斷以其顫抖之手指，觸弄他之耳機下之電線，當溥儀謂他運用威脅時，他之麵部因憎懼而變其形象，嘴之兩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他一度瞥視在場之聽眾後，立即偽作未見，若無其事然。”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後根據溥儀的證詞確認：“偽滿洲國的實際支配權，完全是在日本關東軍和日本陸軍省手裏。”
溥儀第一次出庭作證，雖然對日本帝國主義做了一定的揭露，但為了擺脫自己，也回避了一些事實。他沒有敢如實地承認他是為了自己當皇帝而到東北來的，日本人正是利用了他的這一點才脅迫他的。
溥儀從法庭回到住處後，思前想後，這次出庭有什麼教訓呢？他總覺得有些問題還沒有說透，憋在自己胸中十幾年的怨氣還沒有完全出來，還應該多說，深說！
1946年8月19日，溥儀第二次出庭作證。和上次一樣，貴賓席、記者席、旁聽席甚至走廊上，整個法庭座無虛席。但是大家注意到，站在證人席上的溥儀神氣活現，回答問題伶牙俐齒，口若懸河，時而蹙緊眉頭，時而微動著他的身體，而且有時聲調激昂，有時甚至敲打著證人台，這和他第一次出庭作證的表現大相徑庭。
溥儀甚至有好幾次在大庭廣眾麵前情緒失控。
一次是在法庭上控訴日本人密謀借治病殺害譚玉齡的時候。溥儀和譚玉齡婚後感情不錯，但譚玉齡得了重病，治了很久也不見效。在日本醫生插手給她治病的第二天，她就死了。溥儀認為她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為，不久日本人就張羅著要給他找個日本太太。這是溥儀在法庭上第一次情緒失控。在他說到妻子被日本人毒死的時候，他使勁用手連續拍打證人台，吼叫著。再接下來講到他前往日本，天皇裕仁送給他天皇神器寶劍和鏡子的時候，溥儀再次情緒失控。他情緒十分激動地說：“當我拿著這些東西回家時，家裏人都哭了。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恥辱。”
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立即指責這是攻擊日本天皇的祖宗。溥儀聽後大聲咆哮道：“我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句話引起法庭哄堂大笑。
1946年8月20日，溥儀第三次出庭作證，在這次作證中，溥儀詳細講述了日本人統治東北十四年中奴役中國人民的情形，重點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針對季楠檢察長關於日本在偽滿洲國如何壓迫和掠奪人民的訊問，溥儀先後談到了偽滿的強製儲蓄問題、日本移民問題、勞工問題、居民等級製度問題、偽滿經濟統製法問題等。
1946年8月20日下午開始，由被告律師針對證言對溥儀進行質問。在與辯護律師打交道的隨後幾天裏，溥儀經曆了一場嚴峻的考驗。
日本被告律師團的首席叫作鵜澤聰明博士，這位博士身材瘦小，滿頭白發，總是繞著圈兒提出問題，有意讓人摸不著頭腦。
“證人在1909年繼承皇帝之位後，是在北京天壇行過祭天告祖之禮嗎？”鵜澤慢條斯理地盤問。
溥儀回答道：“那怎麼可能，我當時年僅三歲，祭天告祖之禮是由父親代勞的。”
鵜澤接著說：“那麼，證人在1934年在‘滿洲’稱帝登基，也曾在長春南郊舉行了同樣的告天之禮嗎？”
鵜澤博士沒頭沒腦的訊問馬上引起以季楠檢察長為首的檢察團的抗議，認為這已超出了訊問的範圍。但是衛勃庭長卻說，既然是針對證人是否是真正的帝王，當然可以問。
鵜澤得到庭長的首肯後，更加來勁了：“證人在辛亥退位後考慮再行實現康熙乾隆二世的王道政治否？”
溥儀機智地回答：“由偉大的人物辦卓越的政治，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鵜澤博士一直玩弄圈套，想引誘溥儀說出他早有複辟皇位的念頭。但溥儀對此也已心領神會，總是想方設法繞開博士的圈套，用含混其詞的回答敷衍搪塞。
衛勃庭長終於忍無可忍地下令不許這樣繞來繞去地問答了，他斷然說：“離題太遠了，對法庭審判毫無價值。”
接著上場質問溥儀的是布萊克尼少校，他是一位美籍軍人，這次在東京審判中擔任被告梅津美治郎的辯護律師。剛開始，布萊克尼一心想從曆史上證明溥儀是自願登上偽滿皇位的，圍繞這一點，他和溥儀在你問我答之中捉起了迷藏。
布萊克尼似乎已經看到自己的計謀就要得逞了，誰知溥儀並不上當，對於布萊克尼律師無休止的糾纏，溥儀隻用“不記得”三個字，不置可否地對付他，使布萊克尼少校由焦急而激怒，卻又毫無辦法。報紙紛紛把溥儀“受律師盤詰突失記憶”當作新聞刊登。
1946年8月21日，溥儀第四次出庭作證。這次出庭，溥儀和他的對手展開了一場短兵相接式的惡鬥，把前幾次已經掀起的軒然大波推向了新高潮。
布萊克尼律師一上來就以連續不斷的訊問發起攻擊，圍繞著溥儀是根據自由意誌成為偽滿皇帝，還是被強製不得不當偽滿皇帝這個問題，法庭展開了論戰。
由於布萊克尼反複提出雷同的問題，衛勃庭長非常不滿，遂問道：“律師到底是想證明什麼呢？”
布萊克尼直言不諱地說道：“本律師就是想讓溥儀喪失證人資格。因為在本律師看來，證人事實上已經成為‘偽滿洲’君主，隻是說這並非出於本心，一切行為都是受到威脅被迫的。如果能夠證明溥儀的行為不是被強製的，而是基於他自由意誌的選擇，就可以推翻溥儀的全部證言，並宣布他一直在說謊，是一個說話根本靠不住的人，從而剝奪他的證人資格。”
這時，季楠檢察長發言，鄭重提醒律師要注意訊問時采取的方式。他說：“這位證人對於法庭裏的訊問沒有經驗，所以請務必把質問的內容好好整理一番，不要使他陷於答複困難。”
其實，論戰一開始，人們就已經明白：在上次出庭中布萊克尼律師所發出的那些諸如張勳複辟、民國背棄、“優待條件”等似乎無關痛癢的訊問，原來都是為今天的短兵相接服務的，都是埋下的伏筆。由此，布萊律師很快便把問題追到溥儀為了當皇帝，曾委派鄭孝胥找板垣交涉的事上。
布萊克尼反複繞著圈子詢問溥儀，試圖證明溥儀為了當皇帝，曾親自派鄭孝胥和羅振玉找板垣征四郎協商。但溥儀始終都表現得很鎮定，堅持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連執政都是後來決定的，更談不上皇帝的問題。”
結果，經過一個上午你來我往的短兵相接，布萊克尼也沒有達到他的目的。他很是懊惱。
所以，當天下午一開庭，布萊克尼就向法庭交出了溥儀親筆寫給日本戰犯南次郎的黃絹信。他滿以為這鐵的物證一定會使溥儀無可抵賴而低頭認輸了。黃絹信很快便通過法庭傳到溥儀手中辨認。溥儀慎重研究該文件數分鍾之久。此時法庭空氣的緊張，達到了極點。
突然，溥儀像彈簧似的從椅子上站起來，一下子把黃絹信扔到地上，麵向法官大聲嚷道：“各位法官，這信是偽造的！”
布萊克尼律師一聽，頓時現出慌亂之狀，忙問：“上麵的宣統玉璽也是假的嗎？”
溥儀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是假的！我一直用小印鑒，而蓋在這封信上的是大印鑒。再說，我寫信函從未用過黃絹紙！”
局麵對溥儀來說，立時從被動轉為主動。季楠檢察官顯然也很興奮，立即提出：“應把這封信作為集團陰謀的證據，由被告方麵負偽造罪責。”衛勃庭長表示可以受理這一要求。
1946年8月22日，溥儀第五次出庭作證。布萊克尼律師繼續提出質問。不甘心失敗的他經過一夜的考慮，感到隻有在法庭上揭露溥儀證言的不可靠性，才有希望轉敗為勝。他決定先從溥儀目前所處的地位和身份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