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兒晚上，在退休的正廳級副市長周秉義那寬敞的家裏，他與親人們的聚會，並不具有普遍意義。
A市許多巴望著拆遷的危房區人家，氣氛截然不同。
一個事實卻是，從前的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周誌剛，從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經常夢想著率領建築隊的工友們在光字片為窮人蓋起一幢幢樓房。結果，幹了一輩子建築的他，直到離世也沒有住過樓房。他的長子年近六十時開始實現他的夢想，退休前終於超額實現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厭惡的光字片，還抹掉了情形與光字片差不多的幾處危房區。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會特別欣慰。
晚上七點半左右，當周家的親人們開始吃年夜飯時，他們的手機又先後以各種聲音響了起來。除了鄭娟沒手機，其他六人都有手機，周秉昆的手機是過時的二手貨。
有人撥打他們的手機拜年，也有人發短信拜年，擺在桌上的六部手機就此起彼伏地響個不停，他們便都有點像早年電話局的接線員了。八點鍾央視“春晚”開始，七點半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時段。拜年太早了像完成任務，太晚了似乎缺少誠意，隻有親人之間才沒有這個講究。料到了這一點，他們吃飯時都將手機擺在了桌上。自己該發的拜年短信，各自趕在開飯前發過了。周蓉和曉光、秉義和冬梅兩對夫妻退休後都主動在社交圈邊緣化，沒發幾條短信。
六個親人中周蓉收到的短信最多，群發短信最少。群發短信是她民辦中學的同事發來的，那類短信她一概不回，看一眼就刪。多數短信是她教過的學生們發來的，她都認真對待，先用紙筆寫好才照著回複。
周秉義收到的短信數量比周蓉少了三分之二，除了一條老幹部局的群發慰問短信，他沒收到第二條群發短信。發給他的短信中，“尊敬的”三個字頻頻出現。他已不在領導崗位，給他拜年並以“尊敬的”相稱的人，便不再衝著他的權力而是對他的良好印象了。他內心清楚，看時也麵有喜色。
周聰收到的短信也比較多。記者交際麵廣，手機玩得順溜，邊看邊回。有的短信還讓他笑逐顏開，常常是段子式短信。
相對而言，蔡曉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昆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幾位老友發給他的，也不是什麼拜年話，隻不過都問他初三的聚會定下了沒有。當晚，他們三人吃飯最消停。
這年春節期間，除了四千多萬城鄉絕對貧困人家，大多數中國人的飯桌上，雞鴨魚肉已很尋常。在北方，“豬肉燉粉條子管夠吃”，也絕不是異想天開了。春節後大事照例是“兩會”，節前報上網上登出了一些“兩會”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反腐和扶貧仍是重點。
不誇張地說，除了天生的吃貨，不少中國人雞鴨魚肉已吃夠了。在老電影中，資本家和地主老財家過大年時，飯桌上也不過就是那幾樣東西，還給特寫，渲染他們生活的奢侈腐化。二〇一三年，中國人吃的意識已發生了新變，口福的標準變了。人們常說，吃四條腿的不如吃兩條腿的，吃兩條腿的不如吃沒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裏遊的，吃水裏遊的不如吃天上飛的。
雞鴨魚肉，大多數人都會吃膩，何況除了周聰，當晚在場的人都已不再年輕，飯量有限。周聰成天跑會，不但拿車馬費，還到處白吃，腸子裏的油脂也挺厚的了，小肚脯往前凸著。冬梅很實際，考慮到了，準備的並不多，求精而已。雖然都被收發短信幹擾，“春晚”開始時，基本上還是吃了個一幹二淨。
秉義說：“做少了吧？誰沒吃飽吱聲啊，還有現成的，熱起來方便。”
大家都說飽了。
周蓉說：“這樣才好，不剩。”
冬梅說：“剩了我倆也不嫌，想想從前，哪兒舍得扔。”
秉義取笑侄子，告誡他可別往大腹便便發展。
秉昆說：“當年我們年輕時，誰想胖起來都難。”
周聰不好意思地說，有時一天跑幾處會，往往兩場會在同一地點。樓下拿一份車馬費，聽一會兒，上樓去再拿一份車馬費，再聽一會兒。吃飯時兩邊看看，哪邊豐富哪邊吃，吃來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給吃粗了。
周蓉問，那你報道任務不是很重嗎？寫得過來嗎？
周聰說又不是專訪，不需要自己寫稿，人家開會單位預先寫好了通稿，稍微改改發了就行。
周蓉又問，現在的記者都這麼當？
周聰說如果想這麼當，這麼混著當一點問題都沒有。也不是所有報社的記者都跑得歡，行業太窄發行量太小的報社，記者就被冷落。他們報是全市唯一的晚報，發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請報道的會議和活動多，每月的車馬費不少於工資。
鄭娟說：“你能有這麼好的工作，要永遠感謝你大伯。”
周聰說：“我是以實際行動感謝。在報社，我寫的專訪和通訊最多，都夠出一本書了。我要爭取早日獲得中國新聞獎，向我大伯獻禮！”
長輩們便都讚許地點頭。
秉義說：“我當省文化廳副廳長時，你們主編還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你替我代問好，轉告他，就說我希望他把網站辦好，兩條腿走路是大勢所趨，形勢逼人，必須重視。”
周聰說，領導有意安排他到網站去當個麵向青年的欄目主編。
長輩們都欣然支持。
周聰說：“我三十大幾了，和當下的小青年有挺深的代溝了，怕辜負了領導信任。”
長輩們又都笑了。
周蓉關心地詢問起了他的個人問題。
他說：“有一個了，是同事，可我爸堅決反對。”
周聰與那位“君子蘭公主”又和好了。
秉昆就把自己與她的那次衝突講了一遍。
大家聽得又笑起來。
周蓉問鄭娟：“弟妹，你什麼態度呢？”
鄭娟說：“他沒帶回家來讓我見見呀。不過隻要他倆合得來，我不反對，什麼樣的兒媳婦我都能處好，我可盼著抱上孫子孫女了。”
周聰說：“我也不敢往家領啊！”
曉光認真地說：“形象！關鍵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媽、你姑、你嬸，當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兒擺著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們都是幸運又幸福的男人。你的形象不錯，個兒有個兒，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撇開個人幸福不幸福暫且不論，周家的第四代人形象如何，責任也全在你身上了。”
周聰說：“這我可壓力太大了！她性格好。”
秉昆說：“性格不怎麼樣！她那天對我那種表現叫性格好嗎？”
長輩們不笑了，一時你看我，我看他，那會兒的沉默意味深長。
周蓉說：“周聰，哪天讓你姑夫認識她，替你把一下形象關。”
曉光說：“願意。”
秉義說：“支持。”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
很顯然，周蓉、秉義和秉昆都並未順水推舟。
央視“春晚”的背景更酷更炫，電腦技術的采用使舞台絢麗多彩，如夢幻仙境。照例明星大腕雲集，一個個華服盛妝，花費肯定也不少。
然而，雞鴨魚肉吃夠了，看“春晚”的眼也越來越挑剔了。正所謂眾口難調，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依，越來越難了。
周家的親人們也是如此，邊聊邊看，聊的時候多，一齊看電視的時候少，都是偶爾看一眼聽一句罷了。
曉光覺得沒什麼意思，和秉義到書房聊天去了。片刻過後，周蓉與冬梅互相遞了個眼色，也轉移到書房去了。又過了一會兒，秉昆也溜到書房了。
客廳裏隻剩下周聰陪媽媽鄭娟看“春晚”，他必須看完，因為有寫稿任務。
鄭娟說：“兒子，坐媽這兒。”
周聰就起身坐到長沙發上。
鄭娟說：“別跟你爸似的，離媽近點。”
周聰就坐得離媽媽近了點。
鄭娟說：“給媽一隻手，讓媽握著。”
周聰抗議道：“媽！我得記東西呢。”
鄭娟說：“先別記。”
周聰無奈，隻得伸給媽媽一隻手。
鄭娟握著兒子一隻手，回頭看了看，小聲說：“媽還是剛才那句話，隻要你倆好就好。”
她將頭往兒子的寬肩上一靠，看著電視，滿臉洋溢著幸福。
這個女人、母親，她對國家大事一向了解得少之又少。對於她，國家差不多就是曾生活過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那兩個地方沒了，大多數人家都像她家一樣住上了樓房，生活在環境頗好的小區裏，這讓她覺得國家發生了偉大變化，也帶給了她空前的幸福。她的眼光就隻能看到這麼多，她的耳朵聽不到不好的事，她在家裏也隻看喜歡的電視劇，那些電視劇的故事基本上都發生在一九四九年前。那些故事要麼很悲慘，要麼很悲壯。
她慶幸自己終於活到了中國最好的時光。如果她是狄更斯，那麼，她的《雙城記》將會如此開篇：“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謝天謝地，這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因為，我見證了這個時代的好。”
電視裏，一位當紅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偉大的時代。作為見證者、親曆者，鄭娟聽得熱淚盈眶，她是標本式的好觀眾。
出國的人越來越多，國門打開就不好關上。國內報刊刊登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見聞，網上更是如此。互聯網使世界變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為廣大網民百戰百勝的武器，更是某些醜聞始作俑者的噩夢，“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網民的眼球。
書房裏的親人們一下子有五個人，空間顯得小了點，於是幹脆轉移到了臥室。臥室比書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
一進臥室，冬梅和周蓉立刻上了床。冬梅背墊枕頭，周蓉靠著被子，都怎麼舒服怎麼坐著了。
秉義坐在唯一的單人沙發上，將腳放在床邊。
曉光和秉昆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義兩邊。
他們不是鄭娟。基於愛國憂民的本能，他們渴望交流對國家社會的看法。
曉光問：“可不可以吸煙？”
秉義未置可否，冬梅已說：“對你例外。”
秉昆便離開臥室，帶回個小盤放在矮桌上，接著將窗子開了道縫。
秉義說：“把門關上。”
周蓉說：“對，讓他們娘兒倆聽到不好。”
秉昆關上門，剛坐下，周蓉又說：“你聽我們說了什麼，別跟周聰說，他頭腦裏還是多一些正能量好。”
秉昆說：“他是記者，真真假假的，聽到的比我聽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經常囑咐他別隨便亂講。”
秉義說：“囑咐得對。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傳謠者，追查到頭上，後悔莫及。”
“哎呀媽呀，忍了好久了，終於過上這口癮了！諸位，我認為啊，中國的前途仍可以用從前的老說法，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層。現在的中國，不雷厲風行地改革，恐怕就病入膏盲了。”曉光吸了幾口煙後，首先發表對時局的擔憂。
冬梅頻頻點頭。
曉光的話語直指某些高官，提名道姓，曆數他們的貪腐行徑，連他們在國外置產的規模與存款的額度也言之鑿鑿。他卻不那麼激憤，講得極超然，有一種“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淡定從容。
接著，他總結說：“‘夜裏演戲叫作旦，叫作淨的恰是滿臉大黑花。’趙樸初先生‘文革’後諷刺‘四人幫’一夥假革命的散曲，用來諷刺他們也完全恰當。”
秉義不動聲色地問：“你怎麼知道得那麼多？”
周蓉替曉光說：“他經常在網上‘翻牆’，看外媒報道。”
曉光說：“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也有不少消息靈通人士嘛。”
秉義說：“問題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誰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冬梅搶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中國還可愛嗎？”
秉義說：“你退休了也不能開口說這種話啊。別人覺得不可愛了可以移民，咱們能嗎？就算能，咱們靠什麼生活？咱們的命運是緊緊和國家連在一起的。”
冬梅說：“用不著你教導我能說什麼話不能說什麼話。我父母當初出生入死鬧革命的理想與今天大相徑庭，我有權利這麼說。”
周蓉急忙將話題岔開，講起自己陪兩位法國朋友邊走邊看的經曆。她說在什麼地方，他們怎麼用錢收買了一個人，那人如何帶領他們偷偷潛入一處所謂“畜類交易處理場”。她繪聲繪色地說：“他們把牛頭吊起來，用鐵棍撬開牛嘴，塑料管接在水龍頭上，水龍頭一開，直接往牛胃裏灌水。對豬羊鴨鵝也都那麼處理。有的牛或豬胃裏被灌滿了涼水，走不了啦，就往它們身上打一針興奮劑。這樣處理後，就能多賣些錢。生意還很忙，錢掙得也簡單，隻需要投資一根塑料管。”
周蓉看起來表情平靜，但大家都聽出了她語調發抖。
秉昆問：“姐，值得那麼做嗎？”
周蓉說：“一頭活牛的胃裏最多能灌四十幾斤水，生牛的價格十幾元一斤，他們認為值。一隻雞那麼處理一下，隻不過能多賣一兩元錢，十隻就是一二十元。為了多賣那一二十元，他們同樣認為值。我問他們值嗎？其中一個人沒好氣地說，收廢品的還往紙板上灑水呢！你先去問他們值不值！”
秉昆說：“他們不是人，是畜生。”
曉光說：“說他們是畜生太侮辱畜生了，沒有一種畜生那麼惡劣地對待另一種畜生。”
周蓉又講，他們被發現，被追趕，要不是當地幹部及時趕到，三人的下場可就慘了！
親人們聽得驚心動魄。
秉義嚴厲地對曉光說：“從今以後，你要對周蓉負起看管責任！下不為例，我可就這麼一個妹妹！”
周蓉苦笑道：“哥，你別怪他，是我們三個對自己的安全太不負責任了。我向哥保證，會長記性的。”
秉義又問她：“你把自己的見聞上網發表了沒有？”
周蓉說：“等配好照片了就上網。”
秉義說：“不許。”
周蓉反問：“為什麼？”
秉義說：“你以為有了照片，就可以證明是事實了嗎？恨你的人完全可以說你的照片造假，你有口難辯！何況你還跟兩個外國人一道！如果有人要把你搞成全民公敵，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冬梅也說：“聽你哥的吧，別多事了。”
周蓉說：“那我寫到小說裏。”
秉義又要說什麼，見冬梅朝他使眼色，張了張嘴，將舌尖的話咽了下去。
曉光馬上將話題轉移到食品、藥品及生活用品安全方麵。
冬梅說：“我們買的多數是舊家具，正是出於安全考慮，沒敢都買新的。”
親人們就此話題接著聊了一會兒，周蓉的手機又響了。她看了片刻，下床走出了臥室。冬梅發現她表情異樣，告訴了曉光。曉光又去到書房找她，見她已在上網。
曉光問：“誰發的短信？怎麼突然上網來了？”
她不回答，卻落淚。
曉光從後摟著她也看電腦，一看就明白了。
他說：“對不起，我當天就知道了。怕你難過，所以沒告訴你。”
臥室裏的三個親人正疑惑，周蓉和曉光回來了，她又上床靠著被子坐下來。
秉義不安地問：“周玥攤上什麼不好的事了？”
周蓉噙淚搖頭。
曉光說，周蓉的導師春節前幾天去世了。
周蓉這才說：“他老伴去世多年，一家三口，隻有長期住在精神病院裏的女兒了。學校居然沒人通知我追悼會的日期，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他是我導師，我又不在外地，就在本市！”
冬梅勸道：“你也不必想太多。你不是本校的人二十多年了，別人忘了他曾有你這麼一名學生也是正常的。他帶過那麼多碩士生、博士生，不可能一一都通知到。我在學校也負責過追悼會的事，也有過疏忽，這你就要體諒了。”
秉昆說：“姐，你對導師的感情，可以通過文章來表達，也可以通過看看他住院的女兒來表達。”
秉義說：“對，我舉雙手支持。”
曉光告訴大家，周蓉導師臨終前對到醫院看望他的幾名學生說：“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大半輩子，在大學課堂講了幾千堂課，還到國外去開過學術交流會，發表文章無數。可有一次，一名留學生的話讓我無地自容。他問我：‘你把傳統文化說得那麼好，傳統文化思想影響中國的曆史又那麼久，為什麼中國人給別國的印象並不好呢？’我就要死了，還沒想明白該如何回答。我把這個問題留給你們，希望你們中有人能把這個問題講明白。”
曉光說，周蓉導師的話讓那幾名學生無地自容，有人還流淚了，現場卻沒人敢應諾。
曉光說完，掏出手絹遞向周蓉。她接了，擦完眼淚直接包著鼻子擤鼻涕，擤出很大的聲音。
曉光笑道：“得，拿我的手絹當手紙了，那可是條新的，還沒洗過。”
臥室裏卻沒有人跟著笑，大家表情都挺嚴肅。
秉昆忍不住問道：“貪官汙吏和刁民，哪種人對國家的危害更大？”
沒有人接他的話。
“我說的刁民，是那些往牛胃裏灌水的人。”
仍然沒有人接茬兒，仿佛根本沒聽到。
那一刻，周秉昆感覺時光倒流，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哥哥姐姐嫂子下鄉前的年代，他們和姐夫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討論世界名著的日子裏。
“你們是不是還都嫌我頭腦簡單啊？”周秉昆因自己的提問無人回應抗議起來。
秉義又像當年那樣捋了他後腦勺一下，接著說：“怎麼會呢！你這個問題提得很有水平嘛。但是，沒有人有權要求別人必須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是不是？”
正在這時，周秉義的手機響了。
“維則啊，你不是都發了拜年短信了嗎？我也回了呀，謝了謝了，我肯定參加不了。我的胃都切除了，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幹坐那兒我不自在，別人也會不自在。別說服我了，不是麵子不麵子的事，是實際情況。哎哎哎，維則，喝高了吧？咱們手機裏不談政治。對不起，我妹妹弟弟他們兩家都在我這兒呢，正玩撲克呢，改日再聊啊。”
秉義說時，冬梅等四人全都屏聲靜氣地看著他。秉義掛斷電話，長出了一口氣，大家也都跟著出了口氣。
冬梅說：“不管與哪些人聚會，隻要他約你，不參加就對了。”
秉義說：“我一名退休幹部，與一些在職的幹部聚個什麼勁兒呢？何況我的話也不純粹是借口，這個龔維則，太不懂事了。曉光，秉昆，你倆記住也要少與他來往。這麼不安分的一個人，早晚會惹麻煩。”
曉光和秉昆都點頭。
周蓉問：“他跟你談什麼政治問題？”
秉義說：“反腐的問題，他擔心擴大化。還沒真正開始反一下呢，怎麼就擔心起擴大化來了呢？匪夷所思。我覺得他是喝高了。”
周蓉說：“酒後吐真言。”
曉光說：“中央一換新班子，一些人還真的坐立不安了。”
冬梅說：“都是屁股不幹淨的人唄。”
秉昆什麼也沒說。他不想再說，怕自己的話沒人理睬，再次尷尬。
秉義又說：“我困了，要去睡了。秉昆，你一會兒跟我睡一張床，另一間屋也是大床。你嫂子堅持買大床，就是為你們來了睡得開。其他人怎麼睡，我不管了，都別聊得太晚。”
他起身朝外走，在門口站住，轉身看著大家說：“再怎麼聊，都別把中國的發展成就給聊沒了。現在，我們的人均GDP快到七八千美元了，沿海發達地區還要高許多，經濟總量也快十萬億美元，接近美國的百分之六十，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還是有了很大提高。同誌們要看到這一點，承認這一點。”
冬梅說：“曉光，你替我把他推出去！都退休了，還經常在家裏諄諄教導，真受不了。”
曉光就起身笑著往外推秉義，並說：“安安心心睡覺去，這裏聊不出反革命事件來！”
秉義一出門，親人們都笑了。
秉昆卻憤憤地說：“誰都不許再說‘人均’兩個字，誰說我跟誰急！”
嫂子、姐姐和姐夫又都笑了。
客廳裏，周聰已仰躺在長沙發前的地毯上睡著了，還不時發出鼾聲。鄭娟則舒舒服服蜷在沙發上，仍聚精會神地看“春晚”，非常愜意的樣子。
大年三十兒晚上，在不少人家裏，親人們聚在一起除了聊家常，還聊起了國家的前途命運，包括一些從不關心政治的人家。十八大的新提法燃起了人們對國家對社會更美好的希望，許多人猜測春節過後的“兩會”將會出台何種具體政策，期盼自己在新的一年裏生活更好。
…………
七月，周蓉的小說《我們這代兒女》幾經周折，終於出版了。最初，幾家出版社先後退稿，因為她完全是一位毫無名氣的新作者。萬般無奈，她隻好交給了一家文化公司，請求幫助。對方讀後大加讚賞，如獲至寶，出麵說服了一家出版社。她還接受建議，將小說從三卷壓縮成了上下兩卷。
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勁頭兒很足，連續三個月在網上連載，收獲點讚無數。為了引起更多人關注，蔡曉光還托幾位老友，專門組織了幾篇差評，一反一正，爭議如潮。好事者翹首以待，讀書人也想一窺究竟。小說剛剛麵市，網絡、電視、報紙就紛紛選摘報道，一時成為當年熱議的文化現象。首印五萬套一掃而光，出版社趕緊加印，才沒有斷貨。
…………
周蓉和蔡曉光回到家門口時，已有兩位男士等著。一位是文化公司的老總嚴琦，一位是出版社副總編輯吳山。她一忙，居然把和人家約好的見麵忘了。
兩位老總是來和她商談，準備推薦她的作品參評長篇小說大獎。他們希望她到一些重點省份簽售，並接受電台、電視台及報刊、網絡采訪，撰寫創作感想，以便進一步擴大小說的影響。
“為了我們共同的利益，請您全力配合。如果獲獎，獎金不少呢，夠買一輛好車了，出版社一分不要！”吳總說。
“自我宣傳確實是必要的。您以前沒出過書，起點如此之高，許多讀者希望了解您這個人。比如，您前夫是怎樣的人，您十餘年海外生活的境遇，您跟曉光先生又是怎麼結合在一起的，都值得細細寫來。要學會自我炒作。自我炒作就得自我爆料，公司有人協助……”嚴總接著說。
蔡曉光不高興了，插嘴道：“不許扯上我啊！扯上我，你們要先付費。我的價碼很高，每扯一次一百萬，一口價。”
兩位客人看出周蓉也心有不悅，卻不知是為什麼，留下一份宣傳企劃書，馬上起身告辭。
“你也看看吧。”周蓉心不在焉地將企劃書翻了翻，拋給曉光。
曉光說：“我就不看了吧，剛才聽明白了。”
她問：“你什麼意見呢？”
他說：“那麼大數目的一筆獎金倒是挺誘人的。”
“可被他們牽著鼻子走，肯定把我折騰個半死，你舍得嗎？何況，能不能評上獎還兩說著。”
“舍不得。你的事，最終要你自己拿主意，別受我影響。”
“我怎麼決定，你都同意？”
“當然。”
“我的決定是，不參與。”
“那就別參與。”
“咱們可以買一輛車，等你生日那天買，算我送你的生日禮物。”
“就別等我生日那天了呀，那可要等到明年三月份呢。早買早開，我經常拉著你到郊區去轉轉，好事為什麼往後拖呢？”
“行，聽你的。”
“不必買太貴的，咱倆都不是虛榮的人，也沒什麼譜可擺。現在二十五六萬的旅行車已經很不錯了，就買那種吧。”
“對，由你選。到我賬上的稿費七十多萬了，年底會近百萬。買一輛你說的那種車，還結餘不少呢。周玥的生活不用我們操心，秉昆的生活也基本不用我們操心了。我們的生活開始省心了，為了幾十萬元錢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那也太委屈自己了。在娛樂至死的時代，我的一部純文學小說，成為年度暢銷書，以後肯定也會成為常銷書，年年都會有筆版稅的。而且，幾家電台廣播了，出租車司機都愛聽，七八份報紙也連載了，我還努著老命追求什麼獎呢？不獲獎我也有成就感了，我的小說不必評論家說好，我自己知道好就是好。肯定會留得住，以後三五十年內仍會是值得讀的小說。真獲那麼個獎，對我反而不好了。不再寫下去，人家會說江郎才盡。可我不想再寫什麼了，也寫不出什麼了，《我們這代兒女》把我掏空了。我從沒想過當作家，隻願意像塞林格那樣，在特定時代寫一部自己一心想要寫成的小說而已。”
蔡曉光平靜、耐心、享受地聽妻子說完那一番話，笑著問：“你的偶像是《麥田守望者》的作者嗎？”
周蓉說：“對。”
曉光說：“你的想法我都讚成，也都支持。隻有一點，有待商討。你的小說證明，你太有寫作潛質了，可以不必當作家，但還是要繼續寫下去。不寫大部頭的，就寫短篇。有寫作的天分，為什麼不用呢？”
周蓉沉思片刻，笑了。她說：“我會認真考慮你的建言。”
幾天後，蔡曉光和周蓉買回了一輛車。
本文節選自長篇小說《人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