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和新古典的主流經濟學中，是沒有企業理論的。主流經濟學完美地假設人是經濟理性的，信息是完全的，生產函數也是良好的。因此，企業隻是一種“生產函數”，並將其標準化為給定產出水平的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的產出水平，要素市場中利潤最大化的要素投入水平三個最優化的方程，由此企業理論被廠商理論所代替。隨著企業這一“黑匣子”的打開，現代企業理論開始研究企業的性質、企業的邊界以及企業內部的權利安排等問題，隨之也形成了不同的理論研究方向。作為企業理論的開山鼻祖——科斯，在將主流經濟學中的企業理論應用於現實時，發現如果市場交易總是最優的，為什麼還會存在企業？如果企業規模是由技術決定的，為什麼很多公司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工程的需要?當時年僅20多歲的科斯提出了對新古典理論的挑戰，在《企業的性質》(Coase，1937)中，科斯指出了新古典理論的缺陷：①它在關注價格體係的時候，忽略了製約交易過程的製度安排，忽略了與交易相關的和與貿易條件相關的費用；②它在強調企業功能的時候，忽略了企業的製度結構；③企業的邊界及其決定也被完全忽略。為解決這些問題，科斯首先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經濟學分析，將生產的製度結構納入經濟理論，討論了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和企業邊界的決定等企業的基本問題。經過嚴格的分析，科斯指出：①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互相替代的配置資源的手段。②使用價格機製的市場交易有時存在相當高的費用，這些費用通常包括發現相關價格或獲取有關信息的費用，談判和簽訂契約的費用，確定和保證契約執行的費用等，由企業來配置資源可節約以上費用。③企業的性質實則是以企業契約替代市場契約，是以一個長期契約取代一係列的短期契約。④企業邊界的決定取決於企業節約的交易費用與由於企業存在而引起的組織管理費用的比較，當兩者相當時，企業規模最佳。由此，理論界認為科斯對經濟理論最大的貢獻在於將交易費用首先引入了經濟分析，並在交易費用概念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企業理論，開辟了企業的契約理論，具體而言是交易費用企業理論的先河。其次，科斯在他的企業理論中關注生產的製度結構，並打開了企業研究的“黑匣子”，即開始關注並分析企業的協調和激勵等問題，這為今後經濟學家分析人力資本和產權問題奠定了基礎。但是科斯的分析並未能就企業內部的結構進行深入的研究，隻是從企業的外部考察企業結構。同時，他也未能指出交易費用存在的原因。繼科斯之後，張五常(CheungStevenN.S.，1983)提出了一個關於企業性質的更透徹的解釋，從而發展和改進了科斯的企業理論。在張五常看來，企業與市場的不同隻是一個程度問題，是契約安排的兩種不同形式而已。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契約將要素使用權轉讓給代理者以獲取收入，在此契約中，要素所有者必須遵守某些契約規定，而不再靠比較市場價格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此時，便可能產生企業。因此，企業並非是市場的替代物，而是以要素市場取代產品市場，或者說是“一種合約取代另一種合約”。在現實條件下，由於估價某產品或獲得某產品的有關信息通常需支付成本，如果采用通過對某些投入品替代物進行估價的定價方式，成本將大大小於對產出物的直接定價，但是，這種間接定價的不足是不能獲得像對產品定價那樣充分的信息。因此，對契約安排的選擇主要取決於對替代物定價所節約的交易費用與由於相應的信息不足而造成的損失之間的比較。
因此，張五常得出了一個關於企業性質與科斯不同的觀點，即認為企業的本質是要素市場對產品市場的替代物，從而也為引入委托代理理論分析考察的要素交易合約奠定了基礎。對於企業的契約特性以及關於企業一般均衡的契約模式的分析，是楊小凱和黃有光(Yang,XandNg,Y.K.，1995)基於消費者——生產者、專業化和交易費用這三方麵的因素研究而進行的。他們的觀點是契約的選擇不存在於企業和市場之間，而存在於自給經濟、市場與企業三者之間。原因在於企業作為勞動分工的一種形式，與自給經濟相比，會使交易費用上升，但隻要勞動分工產生的經濟收益增加超過交易費用的上升，企業就會出現。同時，不同的所有權結構會導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業中的所有權結構就變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麵，由於企業經營管理者人力資本的複雜性及這種勞動服務的不可測性，使得用於提供管理服務的勞動的交易效率遠比生產性勞動的交易效率低。由此，楊小凱和黃有光得出結論，由管理者擁有對剩餘的索取權的非對稱結構能夠改進交易效率，並且通過排除直接定價和貿易中交易效率低的活動，可以促進勞動分工。在企業與市場關係的問題上，科斯認為，交易費用將縮小市場規模而擴大企業規模，而楊小凱和黃有光的觀點則是，如果經濟個體之間的交易效率存在差異，交易費用的增加將同時減少市場的交易和企業形態的交易。這一點是與科斯不同的。楊小凱和黃有光將所有權結構與定價成本相聯係，提出了通過剩餘索取權安排對管理服務也就是經營者人力資本進行間接定價的方法具有很重要的理論價值。這對於分析經營者人力資本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對筆者基於人力資本產權特性分析經營者行為博弈具有很大幫助。應該說，楊小凱和黃有光是從交易費用角度來考察企業的內部結構，而並未深入企業內部去研究權利的配置，這一點與張五常十分相似。同時，他們的另一個觀點是經濟個體被視為相同的，勞動分工是基於專業化經濟。
對於這一點，楊小凱和黃有光似乎忽略了經濟個體之間尤其是經營者人力資本與其他勞動者之間的差異性。正是這種人力資本的差異性，才促成了不同經濟個體對企業所有權享有的差異性。威廉姆森、格羅斯曼、哈特、莫爾等人開拓的資產專用性、不完全合約與縱向一體化理論則是把企業看作是連續生產過程之間不完全合約所導致的縱向一體化實體。企業的性質是當契約不可能完全時，以縱向一體化實體消除或減少資產專用性所產生的機會主義。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0)從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這兩個契約人的行為假設出發，分析了在不完全合約下，影響交易水平和特征的交易的三個性質：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頻率，並考察了不同的合同關係構成的治理結構對相應的交易類型的搭配，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威廉姆森認為如果交易中包含一種關係的專用性投資，則事前的競爭將被事後的壟斷或買方獨家壟斷所取代，從而導致將專用性資產的準租金攫為己有的機會主義行為。那麼，企業的存在實則是用縱向一體化來替代現貨市場，從而可以減少或消除機會主義行為，因為在縱向一體化組織中，機會主義要受到企業權威的監督。但是不可否認，引入縱向一體化後可能將市場的機會主義帶入企業，從而引起對市場機會主義與企業機會主義的選擇。但是威廉姆森又認為，在企業中，通過建立等級結構，將工資與明確的工作崗位掛鉤，通過內部提拔和以長期表現而不以短期行為為依據構建評價體係可以弱化這一問題。威廉姆森通過提出交易成本的決定因素並用以探討企業的性質和結構，而且，在他的資產專用性理論中，威廉姆森比馬歇爾(Marshall，1981)和貝克爾(Becker，1987)更加明確地提出了人力資本的專用性，經營者人力資本正是一種異質性的專用化人力資本。但是，由於威廉姆森沒有引入產權分析，因此沒有能夠將人力資本專用性與企業內部權利安排結合起來，而隻是用等級結構來替代具體的權利安排。在本書中，筆者將以產權分析為基點，借鑒威廉姆森的理論來分析人力資本產權的相關特性。之後，由格羅斯曼和哈特(Grossman,S.andHart.O,1986)，以及哈特和莫爾(Hart,O.andMoore,B.,1990)發展的不完全合同理論明確指出了交易費用產生的根源在於契約的不完全性。原因在於，關係性投資經常會存在“套牢”的可能，又由於製定完全契約的費用太高，因此，使得契約在執行過程中，通常會存在著一部分無法證實的可能，從而總有一部分剩餘權利，在此時，所有權的安排對於執行契約顯得非常重要。由此，他們將產權分析引入經濟分析，進一步區分了剩餘索取權與剩餘控製權，並將這種契約對決策權沒有規定的時間和地方實施剩餘控製的權利和在契約履行之後取得剩餘收益的權利定義為所有權。認為在合同不可能完全時，由一方購買所有的剩餘權利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