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小張的功勞，還澤及老張，張作霖也因此父借子貴，變得十分光鮮。大概有很長時間了，大陸出的幾乎所有有關張作霖的曆史傳記、、戲劇、影視作品，張作霖的形象都相當地高大，幾乎接近樣板戲三突出的標準。連他當胡子的曆史，都變得非常具有正麵價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買賣，他這個土匪則是仗義疏財、救人危難的俠義道。張作霖接受招安的時候，出賣朋友的事情沒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話，也是對方不講道義，招安時，新民知府問他為什麼招安，他回答說，為了升官發財。當然，這個話茬也不能提了，人家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時，對抗新軍、捕殺革命黨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於捕殺李大釗，後來基本上也沒有人提了，不信現在去問哪怕曆史係的學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過這麼回事。最可笑的是，為了給張作霖臉上貼金，這些作品還不惜製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張作霖如何對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傳奇故事，傳得跟真的一樣。當然，張作霖是沒有簽多少賣國條約，但也沒有為中國挽回多少權益，而且在口頭上，答應過日本人許多不該答應的東西（否則日本關東軍為什麼會在郭鬆齡反奉的關鍵時刻幫他），也正是因為他答應了又沒有完全踐約，才被關東軍炸死。張氏父子在東北的統治，就是在諸多軍閥中，其實隻能算中等偏上，雖然搞了一些建設，但留下來的像樣的東西不多，最宏偉的建築，大概要算大帥府和將軍林（張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雲南的龍雲，都還差點意思。更要命的是，他們父子在關外，卻幾乎一點好印象都沒有留下，隻有戰亂、破壞和由此造成的哀鴻遍野。
顯然，我們現在的曆史敘述和文藝作品，對這對父子的頌揚，已經大大超出了他們本來應該有的地位，在他們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話，這父子倆，已經完全罩在閃亮的光環裏。固然，對於影視作品為代表的文藝創作而言，張氏父子的經曆如此具有傳奇色彩，的確提供了很多的“說事兒”空間，但一味地美化，也實在不正常。記得曾經聽過一位資曆很高的黨內曆史學家講過，說是在中國現代的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軍閥，隻要最後跟黨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麼紳士、學者，不跟黨合作，就什麼都不是。我想，這就是我們在很長時間段內的曆史評判準則，在這個準則裏，黨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壞、善惡，所有的揚抑、褒貶，都以跟黨的關係為準，即使是曆史本相，而且這個本相已經為檔案材料所證實，也得根據黨的需要加以改變，就像我們把不抵抗的屎盤子，硬是從張學良頭上移開，轉而扣在蔣介石頭上幾十年一樣。譽美自己所喜愛的人，是人的天性，隻是這種天性，不好濫用在曆史評價上，否則，我們的曆史學家，就變成了護犢子的家庭婦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誰都知道，這種家庭婦女加追星少年式的曆史書寫，對所有想要了解曆史的人來說，都是毒藥。最後要說的是，雖然我們這邊對張學良深情款款，讚美有加，但晚年的張學良卻並不買賬，寧肯客死萬裏之遙的他鄉，也不肯落葉歸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鄉。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礙，令張學良最擔心的，恰是這種鋪天蓋地的不虞之譽。
北京兵變與袁世凱（1）
1912年2月的一個晚上，商家雲集的北京城東安門一帶，突然槍聲大作，人聲喧嚷，向來還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從哪兒一擁而出，一廂放槍，一廂亂搶東西。自打八國聯軍以來，北京人多時沒見過這個陣勢，一時哭爹喊娘，東躲西奔，像滾水澆在了螞蟻窩上。剛剛從國外回來的齊如山(戲劇藝術家，後來以幫助梅蘭芳戲劇改革而聞名)倒是不怕，身著西裝，站在大街上看了一個晚上的熱鬧。大兵們不僅沒有動他一根汗毛，而且還不斷地向他“谘詢”。一會兒，一群兵拿著搶來的壽衣問他是不是綢子，一會兒，一夥人捧了一堆化銀子用的小碗，問他是什麼玩意。一夥大兵拿來一堆紙條，當被告知不過是挽聯時，連連大呼晦氣；搶著了貂褂的大兵們，當被證實所獲最值錢的時候，一齊歡天喜地，大叫沒白來(見《齊如山回憶錄》)。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軍曹錕第三師的北京兵變，在一個看客眼裏，就是這麼一幅畫麵。顯然，不像後來的軍閥大兵，兵變和搶劫已經是家常便飯，畢竟是清朝花大筆銀子、袁世凱下大力氣按照普魯士陸軍模式訓練出來的軍隊，第一次集體搶劫還真有點“棒槌”(外行)，需要不時地求教於街頭的“顧問”(齊如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