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天”發生的一些外在因素，雖然不取決於我們的選擇，不由我們自己決定，但卻決定著你的命運。這當中首要的就是種種社會因素。記得“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剛剛通過了小學六年級的畢業考試，接下去要參加升中學的考試，麵臨的選擇是報考哪所中學。我當時最大的希望就是去“住校”，離開家庭去過獨立的生活，那似乎很新鮮、很帶勁，因此選定了清華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據說這三個學校都可以住校）作為我的三個誌願。但還沒考試，沒有填誌願表，“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不僅不再有什麼報考哪個學校的“選擇”，而且幹脆不再有什麼升學考試，一年半後才“就近分配”，進了中學，又一年半後就“初中畢業”了。其實當時沒上過什麼文化課，數學學到正負數，英語學了一句，字母念到第8個（H）。然後就是上山下鄉。我在小的時候，曾有過去農村的願望，因為在電影裏看到的農村，總是小河流水、綠樹青山，靜靜的農舍、縷縷的炊煙，可以上山采果，可以下河摸魚。但真正到了要上山下鄉的時候，人已經大到懂得農村生活艱苦的程度（中學裏兩次下鄉勞動已有了實際的體驗），已不再談得上什麼願望和選擇。當時唯一的“選擇範圍”是去東北還是去內蒙古，我們那一批“69屆畢業生”，沒有去農村插隊，沒有留城進工廠，而是“連鍋端”去了生產建設兵團，隻能在去什麼地方的問題上還有一些選擇餘地，但也不大，因為按比例，北京13萬畢業生，11萬要去東北，隻有2萬去內蒙古。
父母家庭當然更是不能選擇的，而他們總是決定一個人生活道路的第一個外在因素。我的父親母親都是新中國成立前大學畢業的建築師，這決定了我從小就能獲得較好的家庭教育，有一個較濃厚的“家庭文化氛圍”，經濟狀況一直也還不錯，這些好處使我從小打下了較好的文化基礎。但這一切又由中國過去的那種社會狀況所決定，會成為一個人的“家庭包袱”。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三個叔伯中有兩個也是“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還被定為有“特務嫌疑”，這就決定了我後來不能參軍，不能上工農兵大學，事事都要排在別人後頭。在中學裏的時候，就有了一頂“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與“紅五類”們相區別，以後到了兵團，“家庭問題”更是與我形影不離。由於喜歡寫點東西，領導幾次想讓我做文書、秘書、報道員之類的工作，但幾次“政審”，外調材料一來就都告吹了，結果隻是使“檔案袋”越來越厚，工作卻從來沒有調成。1975年年初傳達毛主席指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我有幸被派到師部參加一個理論學習班，主要是學習《哥達綱領批判》等幾篇馬列著作，師部宣傳科的兩位幹事給我們輔導。現在已記不清是為了什麼，在哪個問題上，總之是一個相當抽象的理論概念問題，我不同意輔導員對原著的理解，並在小組討論時講了自己的看法。我發言的第二天，這件事被上升為一個“政治事件”。團裏帶隊的一位團部首長以前在我們連蹲過點，知道我的情況，“政治警惕性”非常高地在學習班領導小組會議上指出這是“右派子弟”借機幹擾學馬列，矛頭指向上級領導，於是先是取消了我原定由小組推薦在第二天大會上發言的權力，第二天又命令我提前回團，停止參加學習班。沒有人找我談話，更沒有人找我講在理論問題上犯了什麼錯誤，隻是人人都開始議論我是“右派子弟”。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標誌著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出身政治歧視主義”的統治告一段落。（我不敢說這種“主義”已經終結或不會再舊病複發，即使我們這裏僅指“明文規定”或製度化了的“出身政治歧視主義”。）今天的青年人，一般說來，再也不會因上一輩人的政治恩怨而被劃入“另冊”了，這無論如何是一個重大的曆史進步，是我們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的一大提高。現在大家已經越來越熟悉的一個詞是“機會均等”。這是一個具有廣泛社會涵義的概念。就人與人之間來說，事實上在許多方麵可以是不均等的，有的是由一些先天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說一個人的生理構造、遺傳基因與別人不同，智商特高或者特低，身體特好或者特差，左腦或右腦特別發達等；而更多的差別，則是後天因素造成的。在諸多的後天因素中，有些是自然的或物質的原因，比如最近有一些研究成果顯示，沿江沿海地區的人之所以較內地的人更聰明些是因為他們從小更多地吃魚，而魚肉裏有一種什麼東西特別有利於腦體的發達。（看了那則報道之後我加緊吃魚，不知還能否補上。）但更多的差別，是由後天的一些社會因素造成的。即使像體質好壞這樣的物質差別，一般說來一個人的身體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小時候的營養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現在的“一個孩子好”的人口政策，也有利於社會平等，因為這會縮小每個人幼時營養水平的差別）以及後來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在教育、就業、經濟、收入、競爭條件、社會地位等方麵，就更取決於一個人所具有的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等。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哲學家與搬運工之間的差別，從先天條件上看是很小的，很大程度上是後天造成的。個人興趣與個人努力當然是造成哲學家與搬運工差別的一個重要的後天因素，但即使是個人興趣這樣的因素，更多也是上麵所說的種種社會因素造成的。比如，激勵哲學家努力讀書去當一個哲學家的那個興趣或誌向本身，就可能是與從小特殊的家庭背景、鄰裏環境和所受教育等分不開的。美國黑人犯罪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從小生長在一種貧困、受人歧視的社會環境之中。社會發展的一種重要目的，就是要不斷地縮小和減少所有這些方麵的差異。“機會均等”就是要給一個人在人生起點上，創造出平等競爭的條件，從幼兒營養開始，直到所受教育和參加就業的機會。許多國家采取對育兒母親的優惠政策，目的不在於父母，而在於兒童，是為了縮小兒童之間在成長條件方麵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