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在讀書的各種行當中具體偏好哪一門類，可能是因為離家太早，很難說我受了家裏的多大影響。我不知道假如我上了中學，學了數理化，後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景。小時候我曾讀過一本名為《元素的故事》的科普讀物，把曆史上所有大化學家發現元素的故事一一講來，生動形象，引人入勝，使我對化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好長一段時間裏幻想著也去做一名化學家。仔細想想，除了小孩子通常會做的各種各樣沒有什麼實際原因也沒有什麼具體概念的夢以外，這似乎是我小時候唯一的一次，真正在設想長大要去做什麼。但我沒有上中學，沒學數理化，這種興趣自然沒有發展起來，如果上了中學，事情也就說不定了，這就是社會環境對人的興趣愛好的“後天的”製約。
我們這一代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說得絕對一點，唯一能從“後天”培養起來的興趣，隻能是在文學或社會科學的領域。一個小學畢業生，人到了農村，如果還保持著讀書的愛好的話，你隻能讀人文科學類的書，相對來說容易一點、容易讀進去，不像學數學那麼抽象，物理、化學不做試驗學不懂。總之，在讀雜書、雜讀書當中培養起來的興趣，隻能是與生活更近一點的人文學科。我在鄉下七八年，讀的書大致有三類，一是文學，包括評論、文學史之類，這還是占了大頭，二是曆史書，正史加野史。當時連隊裏還有個北京同學，也好讀書，我們經常在一起談古論今，使讀到的東西得以鞏固，我今天的曆史知識的底子，基本上還是那個時候打下的。三就是以馬列著作的內容為主體的哲學、政治經濟學。
對文學的興趣恐怕是每個青年人都會有的，而在當時我們的那種情況下，文學可以說還是從長遠看改變生路的一種希望，因此所謂“興趣”很早就有了點功利的味道。已記不得具體是哪一年了，我的一首8行的毫無詩意的小詩登在了《兵團戰士報》上，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印成鉛字，從此這更激發了我對文學的愛好，一度很想往文學的小路上去擠，直到後來成為縣文化館的創作人員，又直到後來認清了自己還是去搞經濟理論研究更為有利才作罷。
除了文學之外，其他的興趣後來逐漸集中到了經濟學上。1978年第一次從頭到尾讀了一遍1952年由斯大林審定的那本著名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接下去又讀到了內部傳抄的毛澤東關於這本書的讀書筆記（讀書會記錄）。讀一本教科書，你可以了解一套概念、術語，使你對這門學問的內容有所了解，但還不一定對研究這門學問產生濃厚的興趣。而一篇評論、批評或論戰式的文章或著作，卻很可能引發這種興趣，因為你會發現原來那些煞有介事、貌似威嚴、鏗鏘有力、不容置疑的概念、定理、規律等，不是不可挑戰、不可懷疑、不可動搖的。毛澤東是一位大批評家，具有豐富的想象力。他可能不容別人懷疑他，但他自己卻毫無顧忌地懷疑許多事物，因而也啟發了他人的想象力。現在翻翻他的書，那些“罵人”的文字，無論是罵誰，都是最有讀頭的。特別是在當時，在迷信毛澤東的年代，毛主席說了可批判、可懷疑，是一句頂一萬句的，這就等於告訴你，別的你如果不好輕易地去批判、去懷疑，可以到“經濟學”這兒來，這兒還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因此而大大提高你去琢磨它的興趣。後來他老人家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批判，也同樣產生了這樣的效果。
當然這隻是令人產生興趣的因素之一。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主要還在於當時感覺到（現在仍然這樣認為），在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中（當時主要與哲學和文學相比），經濟學是更有實用價值的知識。當時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強調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關係是整個社會的基礎；哲學裏麵的曆史唯物主義其實講的主要就是經濟的重要地位；學了曆史唯物主義再加上經濟學，你無論如何能多懂得一些社會發展的基本過程以及現實中的各種社會現象。光知道哲學唯物辯證法，知道人從猴子變來、萬物對立統一，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的最基本問題，也不能對曆史和社會現象有係統的理解。學黑格爾出身的馬克思後來花了40年的時間研究經濟學，寫作《資本論》，就是因為認識到不把經濟的問題搞清楚，什麼樣的社會改革方案都會流於空想。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對經濟學產生興趣，根本還是產生於想要了解社會現象的興趣。當時的那個社會既簡單又複雜，簡單是因為什麼都等待黨中央、毛主席的一聲令下，報紙上在一個時期就總是那麼幾句話，一共隻有8出戲、一部交響樂；說複雜怎麼總是鬥來鬥去，誰都有犯錯誤挨批判的可能，你也搞不清誰對誰錯，而且都似乎有一套理論上的理由。越是這樣，你也就越想把問題搞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