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一件事，使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更進了一步。當時兵團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就一個連隊來說，在知青沒來之前，本來二十幾個人，開著同樣數目的機器，種著同樣大小的土地，後來一下子來了百十號知青，還是那些機械那些地，產量反倒連年下降，虧損當然是越來越嚴重，勞動生產率越來越低。於是，在1975年前後，兵團準備在一些地方試行農村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辦法，把固定工資製改為工分製，其目的無非是增加一些物質刺激，使收入與勞動表現掛鉤（好像當時有周總理批示）。我們連是試點之一。連隊指導員覺得此事不好辦，就找我們商量。我當時已經似懂非懂地學了點政治經濟學，樂於表現，就想對此事作一番“理論分析”。現在已記不得當時的論據是什麼了，隻記得是在一些具體做法上對兵團總部的試點方案有不同看法，認為應該怎樣怎樣才更符合國營農場的所有製性質和分配方式的性質。指導員聽了很欣賞，就讓我寫成了書麵材料，以連隊的名義寄到了兵團總部。沒過多久，兵團正好要召開一個工分製試點的工作會議，就特地請我們連隊派人去參加，於是我就和指導員一起“光榮地”去了趟佳木斯兵團總部。會上根本沒有討論我們提出的意見，隻是傳達了上麵的文件和具體工作安排，對一些問題進行說明。隻有一位幹事在會間找到我們略作了一些解釋，說一切都定了，就這麼做吧。但無論如何，這是我第一次有一點效果的“理論研究”，從此對各類有關的經濟問題自然也就更加關心、更加注意了。
轉插到河北農村之後，當時全國正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論證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我感覺到許多問題提得有點不倫不類，總覺得自己的觀點更清楚，於是也興致勃勃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洋洋灑灑寫成過三四萬字的文章，還曾向報刊投寄過幾次，包括投到我現在任編輯部主任的《經濟研究》雜誌。稿件當然是沒有人用的（現在我要接到那種稿件，也是不會用的）。但無論如何，知識有時就是在你有興趣研究問題的過程中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而興趣也在知識的增長中進一步得到加強。我至今也不認為當時白費了什麼力氣。現在每當我接到一些年輕的業餘經濟學研究者寄來的類似稿件，總會想到當初的自己。但我卻不敢對這些作者隨便地進行“熱情的鼓勵”，原因自己也說不大清，或許是因為想到自己最初憑著一股興趣，獨自摸索，走了不少彎路，後來有幸上了大學、研究生院、出國進修，十幾年的努力才不過如此，個中辛苦心裏清楚，怎麼能隨便鼓勵別人也像自己那樣業餘地去幹呢？天下當然沒有不能無師自通的學問，天才隨時可能出現，但經濟學發展到今天，沒有些專業訓練，是很難走到前沿的。我的一番鼓勵會不會把人引入歧途，浪費了他們的寶貴青春呢？今天的教育體係已經相當完善了，還可以出國深造，不隨便作什麼鼓勵，相信真有興趣、有能力的人也會找到適合自己學習和研究的道路，還是讓他們自己去作選擇吧！
在分析“興趣”的時候，提及自己的這一段經曆，是由於回想起那時學經濟學，的確沒有什麼功利考慮，還不知道經濟學可以當個飯碗。那時學文學創作，是多少有點功利心的，希望有朝一日能換一換工作，謀一個出路，因為聽到過一些先例，比如說發表幾篇作品後被調到團部“報道組”之類，卻未曾想過把經濟理論研究作為一種職業來追求，所以可以說是真正的“票友”，全憑興趣使然，隻想利用寶貴時光學點知識。（當然，把時間利用起來學點知識，從長遠看是不是也很“功利”，是為了有利於將來做點事情，則要另外加以分析。）隻是憑著這麼點興趣，當時就已經使我這個“票友”把很大一部分時間“配置”到了讀書寫字上，隻差自己出錢請名角同台唱戲，或像在國外常有的那樣，自己出錢印一本書了。由此可見“興趣”的重要。但這樣一種無功利考慮、又不那麼常見的興趣，往往是最難被人理解、最被人瞧不上眼、最讓人覺得你是在異想天開的。記得一次回家探親，也想抓緊時間多看點書，寫點東西，而在北京的女朋友想出去玩，我拒絕了。她氣得不無挖苦地說：什麼了不起的“事業”，弄得我惱羞成怒（特別是“羞”），和她大吵一場。京戲票友好當，因為那是“玩”，是“雅興”，是“瀟灑”；“理論票友”不好當，因為這是“怪癖”，是不近人情、異想天開、好高騖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京戲票友玩的時候可以大張旗鼓、興師動眾，生怕別人不知道，當“理論票友”你得掖著藏著，關起門來悄悄地幹。這可以說是“理論票友”所麵臨的特殊問題，真希望人們都能給理論票友們一份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