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想想，在人生觀的問題上，其實曆來是有各種看法、說法和理論的。它們反映著人們偏好或價值取向的差異。同是“人生如夢，轉眼百年”這一句話，後麵就可以引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和選擇。在有的人看來，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不過是地球上的一個匆匆過客，“庸庸碌碌”也是一輩子，轟轟烈烈也是一輩子，與其不明不白地生來、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如趁著還在這世上的時候努力幹成點事情，至少享受到做成一些事情的那種樂趣，也不枉活一世。可在另一些人看來，既然我們都不過是這地球上的匆匆過客，而地球本身也不過還有500億年的壽命（據最新的“宇宙大爆炸”學說推算），早晚也是地地道道的“過眼煙雲”（那時連“眼”都沒得過），我們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又有什麼意思呢？萬物的真諦不在於生，而在於死；不在於有，而在於無；什麼心有大誌，什麼事業有成，最終都是空話；什麼事不做，你的整個生命也就是那幾十年的時間，若能成為全部歸你自己占有的“閑暇”，你才獲得了一個完整的生命。
我不知道有誰能給出一個絕對的客觀的理由，在上述兩種截然相反（極端）的觀點中說出一個誰對誰錯。其實，一涉及“人生觀”、“價值觀”這樣的問題，由於它們本身是一些主觀的判斷，我們就無法用什麼客觀標準加以評判了；問題本身就變成了一個“信仰”問題，變成一個你接受哪種標準、站在“哪一頭”的問題，而不再是用一個外在的、客觀的標準來說出哪個更好、哪個更壞的問題。經濟學分析以及其他一切實證科學，也就遇到了自己的極限，因為這時一切邏輯推理已不再適用，而隻取決於人們的主觀判斷；也正因如此，經濟學當中有一條重要的原理，叫做個人之間的“滿足”或“幸福”，是不可“橫向比較”的——同一個東西，你覺得很好，我卻覺得不好，所以你所謂的幸福與我所理解的幸福就不可同日而語；一個東西由你享用與由我享用，可能都能增加一點滿足，但增加多少在你我之間是不同的，其原因就在於所謂“幸福”、“滿足”之類的東西，都隻是我們的一種主觀“偏好”、主觀判斷，無法用一個外在的、客觀的尺度來統一衡量。我們平常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在讀到不同“人生觀”、“價值觀”的論述時，你會發覺很難從邏輯上、推理上看出哪一個更對，哪一個更錯，隻不過你自己更“覺得”、更“認為”哪個對、哪個錯，更“傾向於”接受哪一種、拒絕哪一種罷了。這是因為我們所麵對的就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人人都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一種觀點。經濟學家作為個人的時候，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觀點、價值標準，而一旦作為經濟學家講話，他原則上是不能在這樣一個價值觀問題上評判誰對誰錯的。
觀點各異，導致選擇各異，因此你也不好輕易就說人家的選擇是錯誤的。在美國的時候，我有好幾次試圖與街上的流浪漢們交談，因為覺得那的確是個有趣的現象。我相信多數的流浪漢都是出於無奈、別無選擇才走上街頭，但我也確實看到有時問題不能簡單地、絕對地都用“無奈”來加以解釋。1986年在美國時，那裏的經濟狀況還算不錯，特別是我居住的波士頓地區以至整個馬薩諸塞州，由於電腦、生物工程等高科技的發展，就業率連年居各州前列，當時那裏的州長杜卡基斯正因此而顯得政績不凡，呼聲甚高，後來成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走在街上，到處可以看到商店、餐館以至工廠的招工廣告，小時工資也大大高於法定的最低水平。一個本地美國人，若去應聘當臨時工，一個月至少也可以有1000美元的收入，完全可以租間房子、買個電視、買輛舊汽車，過個說得過去的生活。（我們有的中國訪問學者，拿著教委發的每月不到400美元的津貼，還得攢錢回國買幾大件，也一樣有房子住、有車開、有雞腿吃——當然雞腿在美國是最便宜的肉類食物。）為什麼這些美國人非要推個超級市場的小車到街上去流浪？多數流浪漢拒絕與我攀談。我從有的人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些怪異（可能是精神有毛病），從有的人的表情上看出了苦悶，原因不得而知。隻有一次，在紐約時代廣場附近的街心花園裏，有一個四五十歲知識分子模樣的流浪漢，大大方方地與我談了起來。寒暄幾句天氣很好之類的話後，我問他這麼過是不是很難。“難？這是最容易的。”接著他就講了一通這樣四處轉悠，不用為生計和養家糊口忙活、看老板的臉色、付那些可惡的賬單等的好處，還講了一通這世道人們太物質，以至整天為了一些沒用的物質垃圾而奔忙的大道理。我問他是否去做工，他說有時也去打零工，打到夠吃飯、夠買一張去別的城市的車票為止。我問他將來是否想找個地方安頓下來，他說：“也許吧，誰知道，誰管他……”直到這時，他的神色裏才顯露出一些迷惘。我現在還保存著一張從遠處偷拍的他穿一身牛仔裝、坐在長椅上、身邊一個小推車的照片。我不知他可不可以算是真正的“都市中的現代隱士”（林語堂語），但無論如何，似乎很難說他的這種生活方式，不是他自己的選擇。我自己並不羨慕他的活法，但你得承認，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活法；如果他所說的的確是他的心裏話，那麼既然他討厭其他的活法，你也不能說這種活法就不是他這個人的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