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正式的集合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荒旱荒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裏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歸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廿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則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成起來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過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的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理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著餓死不幹。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裏麵，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麵，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隻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的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板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製她們去做工作。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裏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的將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板。這樣，早晨五點鍾由打雜的或者老板自己送進工場，晚上六點鍾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裏，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鬆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紛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身上去了。……這次選讀的這篇文章見於《光明》的創刊號。全文很長，隻能摘取一部分。這一部分也可以自成起訖，不妨看做獨立的一篇。讀者諸君要看全文，可以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