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紅兄寄我兩冊由他負責策劃出版的錢端升青年時代的舊著《德國的政府》和《法國的政府》，我感覺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學術界現在需要對老輩學者的舊著多一點了解，如果沒有這個參照係，後來的學術工作方向感就不強。錢端升的這兩本舊著，我過去在舊書店見過，但沒有買，認為是專門的著作，自己那方麵的知識不夠。當時舊書店常見的是他和王世傑合著的《比較憲法》，我倒是買過一本。
錢端升是政治學者，但他的學術興趣好像有意要在學術研究中把政治學理論和現代政府的行政研究結合起來。這些年中國大學的政治係多數歸到公共事務或者政府行政學院中去，這個思路倒是和錢端升早年的追求有一定相似性。一九四〇年陳體強出版《中國外交行政》時，錢端升曾在該書的序言中回憶他早年的一個研究計劃，他說，一九三六年，中央大學法學院成立行政研究室時，本來有比較詳細的研究計劃，但因抗戰爆發，許多工作沒有來得及完成。一九三九年西南聯合大學行政研究室成立，其工作人員中有一些是當年中央大學行政研究室過來的人。他們計劃“窮同人三四年的精力，將中國的行政完成一初步的考察。此項工作包括兩大類的問題。第一類是各級政府的行政機構，如中央的行政機構，省市的行政機構等等。第二類是各項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恤行政等等的機構。初步的考查乃有別於精邃的研究之謂。初步考查，取材大致以法令有規定，官文書有記載者為限。故所論亦隻及於某一機構的組織及職權，及職權行使的程序而已。至於精湛的研究，或須窮探學理，或須廣事比較，或有需於實地的考察，故必須各項初步考查完成而後，方宜從事”。
我為什麼忽然想到錢端升在政治學研究中對政府行政有那樣強烈的興趣呢？我感覺這可能和他中年後的學術興趣轉移有點關係，也就是說他可能把“窮探學理”暫時放在一邊，而把學術研究的方向偏到了關注政府行政一麵。而學術興趣的變化有可能與他一九四八年從美國返回中國有關。
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人，大概總願意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留意一下當時他們的選擇。雖然曆史轉折關頭，有相當複雜的個人具體處境，決定一個人的去留，有時候人們不好簡單認為去就好，留就不好。但注意這個曆史關頭個人選擇與後來個人遭遇的關係，還是一個觀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視角。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這個關頭從西方回來或者沒有離開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多數在個人處境方麵比較悲慘，這個事實任何特例都不能改變，我們不能用錢學森、鄧稼先的例子來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曆史選擇，而應該注意多數知識分子的命運。錢端升晚年身體非常不好的時候，還執意要去參加一個朋友的追悼會，就是因為那個同學是他勸回來的，但命運非常悲慘，這個心理動機中包含了豐富的曆史內容。要一個人完全正麵公開否認自己人生關鍵時候做出的決定並不容易，因為事關自己的尊嚴和智力，比如陳寅恪的去留，在他一生中也是一個打丟牙和血吞的問題，他太太都到香港了，最後還是回來。
錢端升是政治學者，從知識上說，他對各種政權的基本形式和可能出現的傾向不可能沒有察覺，他對世界各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如此了解，可最後的選擇實在難以讓人理解，至少從知識上我們可以說他沒有把知識中得來的智慧與個人的人生現實融合起來。他和胡適的私交不錯。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時，身旁的兩個助手一個是張忠紱，一個是錢端升。上世紀二十年代，錢端升曾給胡適寫信，希望他能回清華學校當校長。錢端升在信中說：“要是你肯來，什麼問題都沒有，你是學者，有誌意者，有資望者，是美國留學生（這並不是我特別親美，不過事實不能不這樣）又與現今外交當局很有交情，又是能開刀的好手。你肯來，就千妥萬當；你不肯來，那就找不出什麼適宜的人來了。請你不要看輕了清華的機會，我並不是清華派，平常也不甚重視清華的。不過我常常有兩種思想：第一，我既然進了清華，一天不離開清華，便一天不能忘情於清華的改良……”
一九四八年錢端升到美國講學，沒有留在那裏，胡適勸過他留下，他沒有聽胡適的話，堅持回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胡適在台灣談起舊日的朋友如陳寅恪、薑立夫等人時，同樣很關心他們，胡適說：“現被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當台灣報紙上有關於大陸學人摘去“右派”帽子的報道時，胡適注意到第一名是錢端升，還有陳達。胡適說：“好多是清華出國成績很好的人。”
錢端升的選擇中可能暗含了他在學術方麵的某些偏向。他把一個政治學者“窮探學理”的追求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當然這隻是我的一個感覺，並不一定準確。現在錢端升的著作正在完整出版過程中，想來以後對他的深入研究，可以讓我們對這位知識分子有更好的理解和判斷。《德國的政府》《法國的政府》的同時出版，是一個良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