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的教授中，馮友蘭和金嶽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長，經曆了許多曆史變幻。馮友蘭的命運，給中國知識分子留下許多啟示，這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我曾寫過一篇《晚年馮友蘭》，說了我對他的理解。我對馮先生的學問是門外漢，我感興趣的是他的經曆。我想從他的經曆中看一代知識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在同樣的曆史條件下，同樣麵臨不適應，這時決定一個知識分子選擇的動力是什麼？過去的理想、文化的傳統能起多大作用？也許這是難以說清楚的。但有一點，我覺得可以說，也容易找到相應的曆史事實，那就是一個人的個性。個性這東西，有時候和信仰和傳統是分裂的。在環境壓力下的知識分子，信仰和傳統的力量有時會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決定性的。像馮友蘭在“文革”中的轉變，從他早年的行為中也能找到相應的依據。台灣馬逢華曾說過當年他和蕭公權閑聊，說起清華舊事，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仁之間就流行這樣的說法：
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
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
這話的意思是岱孫怎麼說，事情就怎麼做；事情怎麼做，芝生就怎麼說。（馬逢華：《記西南聯大的幾位教授》，《傳記文學》五十二卷六期）雖是學林掌故，但我們卻能從細微處見到一個知識分子的個性。麵臨同樣的曆史巨變，馮友蘭和金嶽霖的轉變有點類似。一九七四年馮友蘭在《光明日報》發表《詠史二十五首（並序）》，這些詩明顯留有當時的曆史痕跡。《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有“金嶽霖來信稱讚《詠史詩》”的記載（蔡仲德編：《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二四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可見金嶽霖當時的思想狀況。
金嶽霖的道路，和他同時代的著名學者一樣，都是早年清華，然後留美，回國做大學教授，雖然專業不同，但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整體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們對政治的態度，這個態度簡單說就是“參政意識”。金嶽霖的專業懂得的人不多，他當年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九四八年他曾和馮友蘭一起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它是當時一個學者的最高榮譽。金嶽霖曾說過他一生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對政治不感興趣，不等於對政治沒有見解。過去的知識分子，多數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但同時他們又都對政治保持有熱情，金嶽霖曾在許多公開發表的宣言中簽過名，對學生運動，他也和多數大學教授一樣，有自己一貫的看法。金嶽霖早年在西南聯大的學生殷海光曾這樣描述當年金嶽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裏，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嶽霖先生。真像濃霧裏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論他本人，他是那麼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第一五五頁，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一個教授當年的風範給學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見金嶽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樣一個金嶽霖，在後來卻突然發生了變化。他的學生王浩曾說，金先生的絕大部分文章和三本專著都完成於一九四八年底以前。“金先生於一九四九年以前及以後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理想。”對此王浩的評價是“所以一個人如果多年來專心追求一個理想而中途忽然轉向另一個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續一個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績”（《金嶽霖學術思想研究》，第四八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他先後參與了對杜威、胡適和羅素的批判，參與了對梁漱溟、費孝通、章伯鈞的批判。這個被他的學生認為“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轉變了。他的轉變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普遍選擇，人們對他的選擇也許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評價這種選擇，從這種選擇中能看出什麼東西，卻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與浪漫——金嶽霖的生活及其哲學》中有一段話說得極好。他說：“對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學的片麵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憤怒和痛苦。對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們已不能詳細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從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為他的所為作出辯護，把他個人的悲劇性失誤，轉換成同時代的悲劇性曲折；但是，從感情上，我不能原諒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對他自己的失誤承擔責任。”（見該書第二五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金嶽霖這一代知識分子，本來言論應該是最具獨立性的，但在曆史巨變中，我們沒有看見這種獨立性。金嶽霖晚年，對自己的選擇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話說得很含蓄。他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後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解放後，絕大多數的人都心明眼亮起來了，難道我反而糊塗了？我也沒有變成糊塗人。事實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劉培育編：《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第六十頁，四川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金嶽霖其實在這裏想要說的是，多數人放棄了獨立性，我也就不再堅持了。為什麼要這樣呢？金嶽霖說：“解放後，我們花大功夫，長時間，學習政治，端正政治態度。我這樣的人有條件爭取入盟入黨，難道我可以不爭取嗎？不錯，我是一個搞抽象思維的人，但是，我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這一點如果我不承認，怎麼說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據這一點我就爭取入盟入黨了。”（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