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金嶽霖平安無事，不知這是否和他與毛主席吃過四次飯有關，但與金嶽霖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盡可能迎合時代有關。關於金嶽霖早年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關於他個人生活的一些趣聞，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關係之類。我讀過一些國內出版的關於金嶽霖的書，感到金嶽霖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的楷模，身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學問好，人又高雅，有中國人的機智（如他有作聯語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從他晚年的談話中，能感到他在做出違心之論時，是有過考慮的，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就個性而言，金嶽霖大概屬於比較軟弱的人。
一九二二年，金嶽霖二十八歲的時候，在當時的《晨報·副鐫》上寫過一篇長文《優秀分子與今日的社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四至五日），這篇文章好幾本關於金嶽霖的書都沒有注意到。了解青年金嶽霖，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金嶽霖還在英國。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適等知識分子在《努力周報》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而發的感想，蔡元培、胡適在這個主張裏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張。從金嶽霖的這篇文章看，他對中國的社會、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別是他對知識分子的理想，仍能給我們啟發。第一，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他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裏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當做職業的意思。若是議定憲法修改關稅的事都是特別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後，依然可以獨立過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識分子“不發財。如果把發財當作目的，自己變作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於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要有一群誌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嶽霖年輕的時候，雖然對中國社會的利弊有清醒的認識，但並沒有失去信心。他說：“有這種人去監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不致於被政府利用，他們本來是獨立的，所以能使社會慢慢的就他們的範圍。有這樣一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功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致於無望。”一個人如果不特別健忘的話，他在年老的時候，應該回憶起自己年輕時的理想。金嶽霖的這篇文章是他專業之外的感想，也許他早已忘記了，但文章可以忘記，理想卻不會丟失，隻是塵封在記憶中不願再去提起，時代留給金嶽霖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難題，是他們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