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可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不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
九十年代以來，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報人的社會地位在下降，雖然我們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民間報紙，但就是在官方的報業機構裏，報人在社會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這是中國輿論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來的官方報業中，極少出現有較高社會聲望的名記者和名報人，這一點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情況很不相同。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還沒有出現大批產生名記者和名報人的社會條件，現在甚至連“報人”這個詞也消失了。在相當的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民間報紙，極難產生有長久生命力的記者和報人，除非他們有絕大的勇氣與強大的社會相抗爭。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就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來觀察，他們當中曾經產生過一個“報人集團”，這個集團雖然沒有集中的綱領和政治上的訴求，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集團”，他們在中國社會進步當中所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可能要超過作家甚至學者，或者說作家和學者正是通過他們與社會發生關係，這是因為他們職業特性所決定的。這個集團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學日本和歐美的學生，從康（有為）梁（啟超）到胡（適）陳（獨秀），再到邵飄萍、林白水、黃遠庸；經過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陳銘德再到儲安平、徐鑄成，可以說代有才人，文氣不絕。他們的政治態度各異，思想傾向懸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為“報人集團”成員時，他們的基本價值追求和對社會正義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報業作為一種健全輿論活動對社會發生作用的意義上，他們的努力永遠為後人景仰。這個“報人集團”一般都經曆過為強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動，在危難中選擇報人的職業，他們很少有人因為官方的壓迫而放棄自己作為輿論代表的良知，他們幾乎都有與官方抗爭的經曆，都有自己報紙被查封的曆史，中國新聞史的曆史告訴我們：沒有被查封過的報紙不是好報紙！人們更不應該忘記，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倒在了各種政治壓迫的血泊中，他們的人生結局都很悲慘，但他們的理想卻為後人懷想。
上世紀八十年代晚期，當戴晴第一次為儲安平作傳的時候，世間已很少有人記起這位早已故去的報人，還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陳銘德他們。但九十年代以後，在所有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文獻中，我們又頻頻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的著作在重新出版，他們的人格再一次為人敬重。多少達官顯宦早已煙消雲散，而這些報人的名字卻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成舍我在《我們這一代的報人》中曾說過：“槍殺邵飄萍、林白水以及若幹新聞界先烈的劊子手，有幾個不是殺人者人恒殺之？在林老先生就義的後一天，我也曾被張宗昌捕去，並宣布處死。經孫寶琦先生力救得免。當時張宗昌殺人不眨眼，那威風，曾使人股栗。然而沒有幾年，我卻在中山公園，時時看見他悶坐來今雨軒，搔手無聊。他屢想與我攀談，我隻是報以微笑。”成舍我還講述了他在一九三四年因為在報紙上反對汪精衛媚日外交，報紙被封門以後，汪讓唐有壬勸他：“新聞記者怎能與行政院長作對？新聞記者總是失敗的。不如與汪先生妥協，民生報仍可恢複。”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見，並說：“我可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不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
一九四八年七月間，當外界風傳國民政府要查封《觀察》周刊時，儲安平在當月出版的周刊上寫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他在文章中說：“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沒有了。即以本刊而論，近數月來，我們已很少刊載劇烈批評政府的文字，因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還有什麼話可說？說了又有什麼用處？我們替政府想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得了！可憐政府連這一點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在那兒抓頭挖耳，計算如何封民間的報紙刊物，真是可憐亦複可笑！我們願意在此告訴一切關心我們的朋友們，封也罷，不封也罷，我們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請大家也不必惋惜……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國家的浩劫裏算得了什麼！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麵對現實，麵對迫害，為國效忠，要是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
二、“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大公報》曾以本報同人的名義發表過一篇社評。其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而不是實業機關”。《大公報》的這個說法，可能性說是“文人論政”這一說法的早期來源。《大公報》雖然是按著商業經營，但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麵目。可以說，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新聞傳統裏，文人論政是中國新聞最寶貴的財富。
中國報紙的文人論政傳統之所以能形成，有這樣幾個條件。
其一，早期中國的報紙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手中，也就是說，當時從事這一事業的人，不能說沒有商業上的考慮，但這不是主要的。看中國的報業史，如果單是為了商業，不可能出現那麼多為理想獻身的報人。傅斯年曾說過，中國的許多事都是傻子辦成的。儲安平在重慶辦《客觀》周刊的時候，年紀不過三十六歲，一年以後他到上海辦了《觀察》周刊。他當時個人的生活條件非常之好，可以說要什麼有什麼。但他還是想辦一本周刊。他的錢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齡入股的錢，是把父親給他在四川的地賣了，拿來辦雜誌的。儲安平當時的想法是：“賠光了就關門。”他的理想就是給胡適信中說的：“我們創辦《觀察》的目的，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南京方麵也請過他，他都沒有考慮。那時和他同出於上海光華的同學李唯果、沈昌煥都是當時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壯力量，但是儲安平沒有選擇他們的路。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從政，但是我覺得一個有為之士，他應當看得遠，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盡忠於他的國家。”
還有在台灣辦《自由中國》的雷震。他離開大陸時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員，那時他已是舊政協的秘書長，蔣介石十分器重他。但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辦《自由中國》的時候，許多朋友勸過他，蔣介石也通過人勸他，但他還是不回頭。台灣後來走上憲政道路，與胡適、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知識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功夫，但從長遠看，他們的努力不會開了花不結果的。張佛泉在《我們為甚麼說長道短》一文中曾說過；“我們這裏要以比較有知識的分子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動者，乃是最實際不過的。我常感到近年來，社會上太輕易忘記了知識分子在我國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黨之勝利，冀察分裂運動之反對，其發動其推動都是由受過新式教育訓練的分子來做的。我看得很清楚，憲政的開始，除了仍由知識分子發動外，別無他途。”
張東蓀在四十年代“自由主義向何處去”的討論中就說過：“中國接受西方文化雖隻短短將近五十年，然而卻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養成一種所謂Liberal Mind。此字可譯為‘自由胸懷的陶養’，乃是一種態度，或風格，即治學、觀物、與對人的態度或性情，亦可說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為時雖然不太長，幸而對於這個精神卻已植了一些根基。雖然有待於將來的更發揚光大，卻不能不說已經有了萌芽”。中國現代新聞傳統就是在這些人手中慢慢形成的。
其二，當時的中國社會為民間報業的生存提供了製度保證。因為從晚清經北洋到國民政府時代，從製度上評價，沒有完全切斷民間辦報的傳統。這一點可以從大量存在的報紙和刊物得到印證。在這一時期，報紙被封的事實大量存在，記者被槍殺、被暗殺的事實也時有發生，但封了的報紙可以再辦，而殺幾個記者也沒有嚇住更多有理想的報人出現。那一時期，就報業管理製度而言，大體上可以說是一種登記製，而不是審批製，也就是說政府還認可民間有辦報紙的權利。
其三，那時的社會是一個私有經濟為主體的社會，民間有獨立的資本，同時有相對發達的民間社會。民間社會的好處是相對獨立，在同業之間有極大信譽，這些可以保證行業的基本自律，它的規則和程序不是靠意識形態來製約的，而是形成行業風俗，這些東西內化為職業道德。
中國是一個後發的現代國家，這種國家的特點是模仿遠大於創新，特別在製度方麵，因為一切東西都有現成的樣式。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每一種新製度的出現，選擇比創新的價值高或者說選擇就是創新。中國本來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新聞製度，但就是因為選擇的樣式好，所以很快就上軌道，中國報業的傳統一開始受留日學生的影響，但越往後受歐美的影響越重。
過去人們總拿舊時代報紙“開天窗”，來批評當時的新聞製度，這其實是沒有道理的。一個人總在這樣的話語裏生活，有時智商會變得很低。報紙“開天窗”，本身也是一種信息。非要在開天窗和說假話之間選擇，我看多數報人，願意“開天窗”，而不願意說胡話，這是常識。小罵大幫忙，這是過去貶低《大公報》時常用的一句話，大家都這麼說，很少想這話能不能成立。《大公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驕傲，後來的報紙不好和《大公報》相比，這也是常識，無須多說。河南發大水，地方大員貪汙賑災款，王芸生在《大公報》上寫一社評《看重慶，念中原》，不說別的，光這個標題，今天就沒有人能做得出來。關於《大公報》的曆史，這幾年人們說了很多，它是一張什麼樣的報紙，它的從業人員是些什麼樣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報》是一張民間報紙，在存在的那些年月裏，它成為那個時代最成功的報紙，並且留下了文人論政的傳統，這個傳統，是好傳統，五十年以後的中國新聞界，恐怕還沒有資格對這個傳統漠視，因為他們當年做到了的，後來並沒有做到。
《大公報》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一次實踐，雖然早期《大公報》三巨頭都是留日的學生，但他們在新聞理念和政治哲學方麵，卻是實踐自由主義思想的。他們在接手《大公報》以後，就能立下“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針，這很不容易，體現了他們對獨立言論的期待。《大公報》在用人方麵，也是以無黨派為基本取舍標準的，但曆史有時候卻很耐人尋味，正是這張曆來以獨立言論著稱的民間報紙，卻在他的名記者和編輯當中，出了許多中共地下黨員，這是《大公報》曆史上，為後人留下的一道難題。徐鑄成曾回憶過，一九四二年，他在桂林《大公報》總編任上時，陳布雷想讓他入國民黨，但胡政之和吳鼎昌都不同意，當時吳鼎昌已是貴州省政府主席，他對徐鑄成說：“不參加也好，置身局外，說話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對徐鑄成說過：“辦報紙應該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胡政之他們在自己一生的新聞實踐中，為後人留下來許多經驗。他早年辦過國聞通訊社，後來又辦了《國聞周報》，一直到後來的《大公報》，可以說都很成功。我們看一個時代在新聞製度方麵的努力，要注重實踐，也就是說，我們既要看到一個時代在新聞檢查方麵的落後性，但同時也要看到那個時代裏還有那麼多的民間報紙在生長，《大公報》完全是一個私人產業，它在那樣的歲月裏，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麼多名記者和名報人，這也是西方新聞製度在中國的一次漫長旅行。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出滿一萬號時，在當日第四版上發表了許多名人的賀詞。胡適的賀詞是《後生可畏》。他認為《大公報》已超過了曆史比它更長的《申報》和《新聞報》。《大公報》的不斷努力，趕上了那些五六十歲的老朽前輩，跑在他們的前麵，不但從一個天津的地方報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並且安然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對於《大公報》成功的原因，胡適認為，大公報所以能有這樣好的榮譽，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這兩項都是每一家報館應該盡的職務。隻因為國中的報紙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報》居然肯努力去做，並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適還說：“君子愛人以德，我們不敢過分恭維這個努力的小孩子。我們要他明白，他現在得到的成績還不算很大，隻算是個個報館都應該有的成績。隻因為大家太不長進，所以讓他跑到前麵去了。在矮人國裏稱巨無霸，是不應該自己滿足的。我們愛護大公報的人，應該很誠懇的祝賀他努力更進一步兩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國最好的報紙’的記錄，要在世界的最好報紙之中占一個榮譽的地位。”胡適在賀詞的最後提了三個問題：“第一，在這個二十世紀裏，還有那一個文明國家用絕大多數人民不能懂得古文來記載新聞和發表評論的嗎？第二，在這個時代，一個報館還應該依靠那些讀人家庭陰私的黑幕小說來推廣銷路呢？還是應該努力專向正確快捷的新聞和公平正直的評論上謀發展呢？第三，在這個時代，一個輿論機關還是應該站在讀者的前麵做向導呢？還是應該跟在讀者的背後聽順他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