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以來，新聞製度的出現和實踐都有現成的例子，胡政之在他手裏，不但把報紙辦成了名報，在經營上也相當成功，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胡政之本來是有建立中國報業托拉斯設想的，他多次和《大公報》的同人講過他的設想，抗戰時期，在上海、武漢、桂林、重慶和香港，他都能以極快的速度建立《大公報》的分館，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國的新聞本來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一個是《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的傳統，兩個傳統，後來隻保留了一個。
中國報紙有文人議政傳統，它的發生機製是因為中國還不是一個憲政國家，報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承擔著促進社會進步的責任，這是一個繞不過的問題，凡走進這個行業的人，天然就有了責任。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總是要以言論來促進國家進步的原因。四十年代晚期，對於胡適的選擇，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生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為基本選擇的。在現代傳統沒有出現以前，所謂立言一般體現為著書立說，但在現代社會裏立言的主要方式就轉換成了文人議政的習慣，這個轉變是自然完成的。
三、“外交情形此後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
文人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關於國際問題。在中國現代新聞傳統裏，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對於國際問題，中國有許多專家和學者，他們的專業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在涉及與自己有關的專業問題時不發言。因為有民間報紙的存在，他們的聲音可以傳達出去。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生的國際問題中，從來都不是一種聲音。政府有政府的聲音，民間有民間的聲音，多種聲音共存。在中日問題、中蘇問題和中美關係方麵，民間的聲音從來沒有消失過。最有名的例子是雅爾塔會議以後，對於有損中國利益的協定，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立刻就在《大公報》發表聲明表示抗議。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隨處可見。這個傳統後來消失了。國際問題成為禁區。這樣政府就不能得到來自民間的智慧，那些官方國際問題專家，也很少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一般隻是為既定的政策提供維護性的建議。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來已形成了獨立的傳統，特別是在文人議政方麵，他們通常選擇價值中立的態度，不依傍任何黨派，總是以公正的立場為大眾說話。
胡適當年辦《獨立評論》的時候，在創刊《引言》中說：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我們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隻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盡管有激烈的爭辯，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意見一致的同情，隻希望得著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並且歡迎各方麵的投稿。
到了儲安平這一代人，他們走的也是胡適的路。四十年代中期，儲安平在重慶辦《客觀》周刊時也說：“我們認為這就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一個刊物。編輯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討論每期的稿件支配，並傳觀自己的及外來的文章，我並不承認我們彼此的看法、風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們也不要求彼此什麼都一致，我們所僅僅一致的隻是我們的立場，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態度。我們完全能夠對於一個問題作無保留的陳述，而服從多數人所同意的意見，其權仍在作者；其間絕不至引起‘個人的情緒’問題。我並願在此鄭重聲明：在《客觀》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義發表者外，沒有一篇可以被視為代表《客觀》或代表我們一群朋友‘全體’的意見，每一篇文字都是獨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責，都是由各作者自負的。”儲安平還再三聲明，《客觀》絕不是少數人的刊物，它是絕對公開的，隻要合乎他們的立場，無論看法和編者相左與否，都願刊載。
文人議政的典型方式是當時《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大公報》在要聞版以顯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報特別啟事》：
本報今年每星期日，敦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星期論文”在社評欄地位刊布。現已商定惠稿之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適先生；三、翁文灝先生；四、陳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楊振聲先生；八、蔣廷黻先生。
在後來的時間裏，《大公報》“星期論文”成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專欄，這個專欄中的文章不僅有很強的時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這個欄目的設計就與胡適有關。
“星期論文”是一個以學者為主要撰稿人的專欄，這樣的專欄，如果沒有一個學界領袖來出力，是很難辦好的。胡適在當時就起了這樣的作用。“星期論文”雖然是一個有很大包容性的專欄，左中右三方麵的學者都有文章發表，但整體上看，是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言論為主的，特別是前期，可以說主要是胡適《獨立評論》集團的作者。
“星期論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時間，它代表了《大公報》的言論水平和基本立場，也可以說就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星期論文”開始時由張季鸞負責，後來由王芸生主持。堅持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聞，或有提前推後的情況，但一定刊出。它有嚴格的規定，但又相對靈活，由主編親自約稿、選稿和定稿。
胡適一生中在政治上的許多認識都與《大公報》不謀而合，在許多問題上，甚至可以說，《大公報》的立場就是胡適的立場。當時《大公報》對中國的外交事務特別重視，他們對國家的外交事務有一個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應該讓人民知道。對於《大公報》的這個認識，胡適就非常讚同。胡適說：昨天《大公報》社評有一段說：‘現在事態更緊，（外交情形）此後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這一段話，我完全讚同。……我以為不但‘此後’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該即日公開宣布。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種種事態大都是以前兩三年來種種外交經過的結果。……所以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把這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果全數正式宣布出來，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國家的危機到了什麼地步，使一些少數專家可以仔細研究如何挽救彌補的方法。”胡適說：“我在去年曾提出調整中日關係的七項先決條件。一年以來，國內平實的輿論也漸漸承認那些項目是現階段內必須做到的先決條件。（如《大公報》的《第一階段之調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應該做到的三件事》）。”
現代新聞製度本是西方的產物，但中國在最初接受時，卻表現出了很強的親和力，因為是好東西，拿來用就是了。中國在上世紀初和西方接觸時，有三件事的轉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現代新聞製度，一件是現代出版製度，一件是現代大學製度。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時辦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現代新聞、現代出版和現代大學的理念，這個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間性，也就是說，在這三件事情上，國家是不能過多幹預的，它有相當的獨立性。這樣講，不是說過去的新聞、出版和大學沒有毛病，而是說，它沒有致命的弱點。中國現代大學的最初格局是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現在看來，這個格局具有很強的現代性，它是開放的，是和文明進步的主流相通的。章開沅先生就說過，當年西方在亞洲所辦的教會大學，以在中國最為成功。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們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統計數字和相對應的事實來坐實。
附錄：“紀念儲安平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日誌
二〇〇九年一月七日：今天把紀念儲安平學術討論會的消息發給天益網主編郭瓊虎。我在信中說：“瓊虎：感謝你的支持，我負責召開的錢鍾書會議消息，經你們報道後影響很大。會議論文集將公開出版，屆時我當寄一冊給你。另外，今年夏天，我還要負責開一個紀念儲安平的學術會議，現在發一個消息，如果方便掛在網上，我主要是想征集一些論文。如果不合適，萬不要勉強。有事來信。謝泳 1.7.”當日即得到瓊虎回信，稱消息已發天益網。全文如下：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係將召開“紀念儲安平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向海內外公開征集文獻
二〇〇九年是中國著名知識分子儲安平誕辰一百周年。
儲安平一生對中國民主化進程作過重要貢獻。他青年時代的文學活動，曾對“新月”後期的散文寫作發生重要影響；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前後，他曾創辦《客觀》周刊，彙聚當時重慶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戰後中國的民主重建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一九四六年九月，儲安平在上海創辦《觀察》周刊，成為當時最具社會影響的雜誌之一，發行超過十萬份，從高層政治人物、軍界將士、大學教授到國家公教人員，都成為這本雜誌的主要讀者，它的廣泛社會影響和龐大的作者群體，成為觀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主要窗口，它的成就和曆史局限成為分析那個時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思想狀態的基礎史料。
一九四九年後，儲安平曾在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高層工作，一九五七年曾短暫出掌《光明日報》，個人經曆獨特豐富，人生命運奇特曲折。上世紀四十年代，儲安平留下了著名的“國共民主多少有無”論，成為至今判斷中國現代曆史的一個主要尺度；一九五七年夏天，儲安平對中國當代現實發出“黨天下”的感慨，成為概括一個時代基本製度和社會現實最具表述力的專有名詞。
為紀念這位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係將於二〇〇九年七月間，在廈門大學召開“紀念儲安平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特向海內外公開征集文獻。不論何人，不論學術背景，不論供職處所，均可參與。凡對儲安平研究有幫助的信息、史料、研究或者其他文獻，均表歡迎。文章無論長短，不拘體例格式；史料不分先後，但求真實可靠。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今天得章詒和老師電話，稱一定要來參加會議並努力寫出文章。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偉林來電話，要求參加會議。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今天收到章老師短信，言她將和賀衛方一起來參加儲安平學術討論會。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日：今日收到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趙麗華寄來的會議論文。她在信中說：“附件中的文章《‘國家觀念’與知識階級‘台柱’觀——儲安平與＜中央日報＞副刊》是本人博士論文的一個小節，對於儲安平與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及其副刊的關係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梳理和分析。學界對此尚無研究，希望拙文對本次研討會有所貢獻。非常希望能夠參加此次討論會，向各位前輩、老師請教。如需修改或進一步提供資料，請與學生聯係。”我當即複信：“麗華：收到文章，非常不錯，感謝你的支持。如果會議可以正常舉行，我會正式邀請你來參加。有一個小意見，你對《中央日報》副刊下了很大功夫，可否在論文後麵開列一個‘儲安平《中央日報》副刊所發文章目錄’？我是比較在意史料的，所以有此建議，僅供參考。我們保持聯係。有事來信。謝泳2.10”。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一日：今天考慮儲安平學術討論會的準備情況，忽然想到陳永忠。他前幾年在南京大學李良玉先生門下讀博士，其博士論文為《儲安平研究》，用力甚勤，特別對儲家早年的情況，多所發現。他利用方誌和家譜中的材料不少，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曾寄我博士論文電子本，可惜我電腦出了問題，一時找不到了。他博士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合適去處，曾和我聯係，想到浙江大學高力克先生門下做博士後研究，那時我還在太原，很為他想了一點小辦法，並給高先生寫了一推薦信，印象中他是到了那裏，可惜後來就失去了聯係。我有他幾個電話，都沒有聯係上，這幾年也不見他這方麵的文章，不知他現在何處。此次儲安平學術討論會，想多找一些青年人來。我再設法聯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