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的藍光，已經從一家小工廠發展到初具規模、有4家關聯企業組成的集團公司，各種榮譽也接踵而至，老板嚐到了大企業領頭人的甜頭，不禁有些飄飄然，於是腦袋一熱，又打算“乘勢而上”，再增加設備擴產氨綸
3000噸。如此快速的擴張，已經遠遠超過了藍光本身利潤的積累，這也意味著其自有資金難以跟進，全要靠銀行的貸款去做他的“老大夢”。杭州廣發斷然否決了藍光的這一想法，明確表示不會再繼續增加授信支持。這時候，其他銀行則趁機“積極介入”，在一片鶯歌燕舞的熱烈氣氛中，老板迷失了自己，仍然決定再投資。
這種態勢讓杭州廣發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麵，昔日愉快的合作者顯然已經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潛在的風險已顯現出來，這一風險勢必使杭州廣發已經放出去的貸款產生風險；而杭州廣發不放貸款，藍光同樣可以尋求其他銀行的合作，風險同樣會繼續擴大。杭州廣發的高層經過慎重的研究，覺得首要的還是改變企業老板的想法。他們先用“控製風險底線”的銀行經營理念與其作深度的溝通，指出任何超出自身可控能力的投資都可能是致命的；同時也明確給出了杭州廣發的態度：如果繼續擴大投資，杭州廣發將立即回收貸款，或者采取一個妥協的辦法，以杭州廣發的主辦行身份，為其發揮資金蓄水池的作用，企業前期的投資所產生的效益統一回籠到主辦行，用於歸還貸款和備付其他銀行貸款的波動。杭州廣發的態度十分強硬，這兩條出路由老板自己選擇。最後，藍光的老板很不情願地接受廣發的要求，停止盲目擴張。緊接著，2008年宏觀緊縮隨之而來，藍光僥幸地躲過一劫。
像藍光這樣渴望投資的企業，不止一家。
許多人應該還記得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寫的一本叫《短缺經濟學》的著作，那是1976年前後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經濟研究所工作期間完成的，當時匈牙利剛開始進行經濟改革。他發現，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是物資短缺，於是從“短缺”出發，分析了這種體製的中心環節—國有企業的問題。他認為，市場經濟的活力來自企業，正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創造了一個繁榮的經濟；計劃經濟的低效率則來源於官僚體製下的國有企業，所以，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關鍵，就是要把作為國家事業單位、以完成計劃為目標的企業，變成有自己產權與決策權、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經濟企業。他指出，隻要政府仍幹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仍然作為投資主體，就不能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改革的中心，就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這部經濟著作的中譯本曾經一度深深影響過中國的經濟學界，在這本書中，科爾內有四個經典的概念讓人印象深刻，他把計劃經濟概括為“短缺經濟”，用“軟約束”來分析企業行為，用“投資饑渴症”來解說資源配置失誤的原因，用“父愛主義”來描述政府與企業的關係。
科爾內認為，在市場經濟體製下，製約企業行為的是市場需求，而在計劃經濟體製下，製約企業行為的是資源限製。因此，決定經濟增長的不是需求而是供給。在“軟約束”之下，企業“如果虧損了，也不會真正破產，即停止營業。企業總會得到外來幫助，接受追加貸款，減免稅收，獲得補給，或提高銷售價格，結果最後總會擺脫財務困境”。由此，科爾內分析了企業普遍存在的“投資饑渴症”。他說，在計劃經濟中，“沒有一家企業或非營利機構不想得到投資，不存在飽和問題。投資饑渴是長期的，假如剛剛完成的一項投資暫時滿足了投資饑渴，很快又會產生新的饑渴，而且比以前更為強烈”。並且，這種“投資需求不會因虧損或破產而受到限製”。中國計劃經濟中突出的重複投資、投資決策失誤等問題，也正源於這種“投資饑渴症”。
那麼，在浙江遍地開花的民營企業中，為什麼也會不斷地滋生著這種奇怪的“投資饑渴症”呢？
杭州廣發的小經濟學家們開始了認真的分析。他們認為，“投資饑渴症”的根源，在於官僚體製中企業對政府的依附關係。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這種“依附”成為一種心理慣性，會時不時發作。與這一機製緊密聯係的，是政府對企業的“父愛主義”。在一些慣有的觀念中，政府一直擔當著嚴厲又慈愛的“企業之父”的角色，現在許多地方的政府，在“企業·GDP·政績”綜合效應作用下，繼續賜以企業濃烈的“父愛”。而民營企業家在轉製後出現的一個心理問題就是“成就感認定缺失”，於是他們就互相攀比—名教傳統使中國人的“麵子觀”幾乎與生俱來—比誰的企業更大，比誰更能得到政府的肯定，因為肯定的背後就有種種資源與名譽的好處，許多地方政府也在橫向攀比，在這種上下間的攀比互動的作用下，就出現了經濟領域生生不息的“投資饑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