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畔拿荷學校
奧巴馬曾經說，因為他出生在華裔聚居的夏威夷，所以他“從小就浸泡在亞洲文化之中，深受中國思維方式和文化的影響”，“那時候，我的左鄰右舍中有許多華裔，他們的勤奮和努力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巴拉克·奧巴馬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這兩位相隔一個世紀的人物卻是校友，他們共同入讀過的學校是美國夏威夷檀香山的畔拿荷學校。畔拿荷學校曆史悠久，1882年，16歲的孫中山曾入讀檀香山畔拿荷學校，比奧巴馬早了89年，奧巴馬是1971年10歲的時候進入該校的。
中山市文聯主席胡波介紹：“1878年，12歲的孫中山隨母親到檀香山投靠哥哥孫眉，在當地學校就讀。1879年至1882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意奧蘭尼學校讀書，1882至1883年轉到檀香山畔拿荷學校。”孫中山這次出國，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他掌握了英語，遍覽歐美書籍，孫中山後來說自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孫中山當年上課的老校舍、支付50美元學費的賬單記錄檔案以及印有孫中山名字的學生名冊依然完好地保存著。這個學校前些年由夏威夷孫中山基金會捐資提供了專項資金，用於對中國和檀香山學生交流的資助，最近還準備將孫中山念書的那個教室修建為紀念館。
1971年，10歲的奧巴馬返回夏威夷，家人把他送到畔拿荷學校。這是檀香山的一所貴族私立學校，奧巴馬在那裏插班讀五年級，一直到1979年畢業考入大學。
奧巴馬不僅和中國有些淵源，他和亞洲其他國家也有些淵源。童年時，奧巴馬曾隨母親搬到印尼生活了一段時間，這使得他有機會進一步接觸中國文化。“6歲到10歲時，我曾跟母親和繼父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生活，當時有不少同學是華裔。課間休息時，我們會一起打球，常常玩得滿身大汗。放學後，我也常常到他們的家裏玩。盡管這些華裔同學的家裏都很有錢，但他們對我非常好，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讓我學到了中國人的禮節。我甚至跟他們學過簡單的中文對話。”
奧巴馬曾興致勃勃地談起過：“我和中國很有緣，我還有一個有華裔血統的外甥女呢!”他的同母異父妹妹瑪雅與華裔吳加儒在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結緣。奧巴馬說，“妹夫一家子跟我走得挺近的，從他們一家子那裏，我知道了春節對華人的意義，知道華人待人接物的特別方式，以及古老的中國文化。”
奧巴馬的華人高參和盟友
在奧巴馬團隊中有一位居於決策核心地位的首席華人顧問，他叫盧沛寧，是奧巴馬在哈佛法學院的校友，後來擔任他的參議員助手。盧沛寧現年41歲，生於新澤西州，屬於第二代美國華人。盧沛寧的父母都是20世紀六十年代從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這一點與奧巴馬的身世背景較為相似。在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之前，奧巴馬曾在芝加哥的西德利·奧斯汀律師事務所做實習生，而盧沛寧的妻子正是該所的合夥人。由於這層特殊關係，盧沛寧一家與奧巴馬很早就認識。但真正讓奧巴馬與盧沛寧結緣的，還是他們1988年—1991年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同窗歲月，盧沛寧至今仍記得當年自己非常仰慕奧巴馬的才華。2005年，奧巴馬首次當選聯邦參議員後，立即邀請盧沛寧擔任他的顧問，盧沛寧也毫不猶豫地辭掉自己的工作，來到奧巴馬身邊，擔任其參議員辦公室立法主管。盧沛寧在一次接受美國《華盛頓人》雜誌專訪時稱讚奧巴馬“好比是一塊空白的油畫布景，可以吸引對美國政治生活有著各種各樣期盼的人士，充分發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去繪出各色各樣的藍圖”。
薛海培是另一位奧巴馬的華人顧問，他來自重慶，自稱“是第一個來自大陸的國會說客”。薛海培是第一個在美國國會搞遊說公關工作的第一代大陸移民，1991年，薛海培從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後，一直在美國非政府機構和公關機構工作，為中國獲得美國最惠國待遇、加入WTO以及要求日本向慰安婦道歉等問題曾不遺餘力地在國會山開展遊說活動。他說：“我相信我是來自大陸的第一個在美國國會山從事遊說工作的第一代移民，而在美國政府方麵，我也還沒聽說有過來自中國的說客。這其中有部分應該歸功於當年在四川外語學院接受的良好訓練。”剛到美國留學的時候，他就參與遊說國會通過中國留學生綠卡法案，後來法案獲得通過。有媒體稱，他對美國政治和美國國會在操作上的熟悉程度在華人中少有人能比肩。在2004年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裏助選後，薛海培這次又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站台，成為奧巴馬的亞裔事務顧問。
江俊輝，和奧巴馬同屬民主黨，是在200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的唯一華裔。2008年8月26日，民主黨全國大會在丹佛市召開的第二日，加州亞裔官職最高的州主審計長江俊輝（JohnChiang）應邀在大會上作簡短演講。江俊輝在加州是個幾乎家喻戶曉的政治明星。他擁有俊朗的外表和極有親和力的談吐，被美國媒體譽為政壇明日之星。被安排在選舉年舉行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上演講的人通常是各州備受尊敬的黨代表，也可能是黨內政治新星借此向全國亮相。江俊輝作為唯一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演講的華裔代表，對華裔有重要意義。加州民主黨亞太裔黨團主席蘇榮麗指出，隨著亞裔、華裔在美國落地生根的時間越來越久，華裔逐漸融入社區，在美國出生成長的第二代華人會更多地參與政治、參加投票，這可以讓華裔社區擁有更多的政治影響力。
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不會停止遏製戰略競爭對手世人對奧巴馬有很多期待，他們期待奧巴馬的登場會緩和美國外交政策上咄咄逼人的態度，會將美國政府的注意力多投入到美國國內，從而減少對世界熱點地區的插手和幹涉。在巴黎為《紐約時報》寫專欄的羅傑·科亨說，能被法國人認同的美國好人不多，數起來也隻有肯尼迪總統和夫人、伍迪·艾倫、麥克爾·莫爾、阿爾·戈爾等人，現在，隻有一個美國好人，那就是巴拉克·奧巴馬。在法國，奧巴馬的照片貼得到處都是，甚至被某些社會主義者想象成切·格瓦納。不僅在法國，在德國他也同樣受歡迎。因為奧巴馬被稱為肯尼迪第二，而正是肯尼迪和赫魯曉夫的會麵，才推動德國人推倒柏林牆，走向統一。
但是，美國不會因為更換了一位總統就根本改變其本質，美國已經形成很多利益團體以及為這些利益團體進行遊說的團體，美國的金融寡頭們已經獲得很大獨立性並具有很強的掠奪性，這些勢力都不會輕易從美國政治和國際舞台中消失。美國已經通過自己掌握的貨幣霸權、通過運用自己強大的金融力量發動了一場又一場金融洗劫，美國不會停止這種有利可圖、不勞而獲的行徑，美國也不會停止從戰略上來遏製現實和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
蘇聯曾經是美國的心頭大患，美國學者彼得·施瓦茨爾在其《勝利——美國政府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中透露：為了搞跨蘇聯，裏根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雇傭包括心理學、曆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等方麵的一批專家，擬定瓦解蘇聯的“軟戰爭”戰略。根據該戰略，美國政府借蘇聯同美國競爭的心理，推行“星球大戰”計劃，逼迫其片麵發展軍事工業以消耗經濟實力。同時，針對蘇聯對石油出口的依賴，設法壓低石油價格以耗盡蘇聯的外彙來源，迫使其陷入經濟困境，進而瓦解蘇聯人對自身製度的信心。美國還蓄意誤導俄羅斯走上自殺性改革之路，一度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所幸的是，在普京領導下，俄羅斯已經改變了國家的衰頹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