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為了解決美國經濟停滯的“雙赤字”問題，時任美國財長的魯賓采用強勢美元政策，索羅斯等金融大鱷通過對衝基金攻擊全球金融體係，引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一開始，量子基金大量賣空泰銖，迫使泰國放棄維持已久的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彙率而實行自由浮動，從而引發了泰國金融市場前所未有的危機。隨後，危機很快波及所有實行貨幣自由兌換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1997年的這場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通縮，資金回流美國，刺激美國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使美國經濟重回上升軌道，打破了困擾美國的經濟危機周期循環律，並大大緩解了“雙赤字”問題。1997年的危機之後，港元便成為亞洲相對堅挺的貨幣，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隨即狙擊港元，但香港金融管理局擁有大量外彙儲備，加上當局大幅調高息率，使對衝基金的計劃沒有成功，但高息卻使香港恒生指數急跌四成，對衝基金意識到同時賣空港元和港股期貨，使息率急升，拖垮港股，就可獲利。1998年8月索羅斯聯手多家巨型國際金融機構同時衝擊香港彙市、股市和期市，香港政府入市幹預，這才避免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嗜血的國際金融大鱷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2007年，美國又發生次貸危機，盧麒元先生認為，這次美國玩的騙術是，通過將次級按揭產品證券化，將風險轉嫁到全世界。在此之前，美國大量印美元製造流動性，通過“雙赤字”（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將美元轉化成為其他國家和企業（主要是創造價值國家和出口資源國家）的外彙結餘，然後通過向全球推銷美國房地產次級按揭產品證券吸收這些流動性，最後將全球美元貨幣財富轉化為美國國民的實物財富。其他國家不僅沒有得到實物資產，連美元紙幣也沒有得到，最後得到的是嚴重貶值的債券，辛辛苦苦賺來的美元變成廢紙。這是一個完美的紙幣換財富的遊戲。
即使奧巴馬上台當了總統，他也不可能放棄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一根本立場，對於可能會給美國帶來好處的“金融戰爭”，或者如宋鴻兵所言之“貨幣戰爭”，奧巴馬恐怕也會不憚於去推波助瀾。在奧巴馬上台後，很有可能在能源問題上和糧食問題上，美國還有繼續興風作浪。
2008年6月7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批評道：“許多主要專家認為，目前世界上多年的全球化趨勢同個別國家保護本國經濟主權，為本國公民謀取最大益處、所謂‘不與鄰國分享好處’的意圖相碰撞的後果越來越嚴重。實際上，這裏談到的是日漸抬頭的經濟利己主義。”梅德韋傑夫說，從一方麵來說，這種利己主義是任何經濟活動的自然特點，對發展沒有任何嚴重影響。“但從另外一方麵來說，其表現的背後隱藏的是更為強硬的意識形態，可以被稱之為‘經濟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實用主義利益不知不覺地為政治考慮所替代。”“我認為，在目前的危急時刻，這種戰略不是最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當今世界已經是全球化的。在這種條件下，個別國家的政治失誤、甚至是國家利己主義，將即刻對全球經濟形勢產生影響”。
對於中國，奧巴馬曾經說，“中國正崛起，她不會停止，中國人既不是我們的敵人也不是朋友，他們是競爭者。”這就是奧巴馬對中國的態度。不過奧巴馬同時也承認，“最棘手的軍事挑戰不會來自中國”。在奧巴馬眼中，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最大挑戰更有可能是經濟上的，而非軍事上的。正是出於這一考慮，奧巴馬陣營在最近出版的競選新書《下一個美國世紀》中首次全麵談到奧巴馬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他強調兩國在諸多安全利益上的一致性，表示“如果能當選總統，我將把外交重心轉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除了由於這一地區的經濟增長態勢，這裏也存在許多美國外交政策需要麵對的熱點和潛在的熱點問題”。
奧巴馬會和中國作出怎樣的妥協西方民主製度的精髓是妥協。孫中山和袁世凱的妥協，就是想保全民主製度於紛爭，避免內戰的攤派。和孫中山同校的奧巴馬，生長在美國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又是個民主黨人，尤其是作為一名憲法學教授，應該更加理解西方民主製度的精髓。很多人認為，如果奧巴馬當選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他會是位更好的妥協者。
世界上有許多拒絕照辦西方發展模式而選擇獨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國家，從長遠來看，這些國家的公民的政治參與也可以越來越高，但可以肯定，這一過程幾乎全然不會受外來影響，更不會為外界強加。布什企圖通過“十字軍遠征”模式傳播“民主”的夢想在巴格達的街頭已壽終正寢，變革必須來自其他國家的內部。在未來的國際事務中，美國必須放棄幹涉和指責的大棒，這就需要出現一個妥協者，而奧巴馬就是這樣一位妥協者。
奧巴馬曾擔任過多年的美國憲法學教授，世人至今對美國製定憲法的曆史功績深表讚歎，認為美國憲法這一設計非常偉大，是近代曆史上一個民族深思熟慮的成果。而美國憲法在製定過程中同樣發生過激烈的爭執，最終能夠獲得通過，是因為美國的開國先人們具有偉大的妥協精神。奧巴馬是教憲法學的，他自然比其他總統競選人更懂得妥協的藝術。
回顧1787年5月25日，費城首次召開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製憲會議。一個月後，最激烈的爭論發生了，爭論的焦點涉及國會議席的分配規則，尤其在如何分配參議院的議席問題上產生了重大分歧：大州以其納稅多、財政貢獻大以及出更多的兵員為理由，要求在國會中占據更多的議席；小州則認為，州無論大小，主權平等，必須按某種平等原則來分配議席，否則，大家就散夥走人。會議陷入僵局。艱難時刻，富蘭克林提出動議：每天上午開會之前，聘請牧師主持祈禱儀式，祈求上蒼啟迪智慧，保佑代表的討論。當然，最終打破僵局依靠的不是祈禱，而是代表們的妥協精神。7月2日，會議設立了一個委員會，由各州各選一人參與設計妥協方案。7月5日，委員會提出建議：一、眾議院的議席按一定比例的人口分配，眾議院獨享錢財提案發起權；二、參議院內各州席位一樣。7月16日，會議代表通過了這一建議，達成最終的妥協，這被美國憲法史家稱之為“偉大的妥協”（GreatCompromise）——大州與小州在國會議席分配規則問題上的妥協。
奧巴馬在競選時就表示會尋求與伊朗對話，這意味著奧巴馬可能會一改布什的不妥協色彩和強硬姿態，停止使用“邪惡軸心”等汙辱性話語，在國際關係中更多地通過妥協來為美國贏取更大的回旋空間。
奧巴馬成為總統後，將會同中國達成什麼程度的妥協呢？奧巴馬在一次電視辯論中曾這樣說道，“有目共睹的是，中國正在崛起，他們不是我們的朋友或者敵人，而是競爭對手。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確保與他們擁有足夠的軍事聯絡，並在其他方麵建立足夠聯係，以便我們保持（亞太）地區穩定，而這也是我擔任總統以後的計劃之一。”2007年，奧巴馬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其外交政策概述時寫道，“隨著中國崛起，日本和韓國也嶄露頭角。我將致力於在亞洲形成一個更有效的框架，不僅限於雙邊協定、不定期峰會和諸如朝鮮問題六方會談這樣的特別會談，我們需要和東亞國家建立一個綜合機構，促進穩定和繁榮，幫助解決跨國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