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潭秋，湖北黃岡人，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生都在為黨的事業四處奔波。在中學大學期間，陳潭秋善於思考、辯論，廣泛交友，探討改革教育、改造社會問題。
他常到校圖書室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等書刊。同時因他五哥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員，陳潭秋更受其革命思想影響，追求革命，積極參加各類學生運動，他曾表示：“我定要正直為人，為民眾辦事終生！”
在五四運動中，他是遊行的帶頭人，並被推選為武漢學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聯絡各地學聯。1920年初，他與董必武創辦武漢中學，作為培養革命人才、開展革命活動的據點，他還給學生灌輸馬克思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撫院街寓所裏秘密召集陳潭秋等人，發起成立了共產主義研究組，這使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產主義。大學畢業後，他擔任了湖北人民通訊社記者，並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1921年初，他和劉子通、黃負生等人共同創辦《武漢星期評論》，並在《武漢星期評論》先後發表《“五一”略史》、《趕快組織“女界聯合會”》等文章，闡明“勞動者，就是世界的創造者，就是我們人類生活的維持者”，要求工人聯合起來，反對“這樣昏沉的中國”統治者，大造革命輿論。7月，他出席了黨的一大。1923年2月，他發動與領導武漢各工團學生組織，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鬥爭，事後他遭通緝，轉赴安源從事職工教育，並以高師附小教員身份掩護革命活動。同年9月，他被任命為中共武昌地方委員會委員長，在湖北城鄉積極發展黨的組織，領導工農群眾運動。同時，協助董必武，為國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1925年五卅慘案後，革命陷入低穀，陳潭秋與董必武領導武漢各界舉行萬人反帝愛國遊行。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陳潭秋任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兼武昌地委書記。這期間，他主辦了“北伐宣傳訓練班”，主編中共湖北區委機關刊物《群眾》，發表了《湖北農工商學聯合會成立之意義及其工作》、《審判陳劉諸逆》等文章，作《中國民族運動史》、《武漢社會狀況》、《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實》等演講，熱情謳歌革命的群眾運動，控訴帝國主義、大小軍閥和蔣介石屠殺人民的罪行。八一南昌起義前夕，他奉命到江西，轉入地下，領導群眾，配合南昌起義。
1929年10月，陳潭秋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協助周恩來處理組織部日常事務。1930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之後，被派往沈陽，化名孫傑，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負責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從而在思想基礎上保證了革命活動的順利進行。12月7日，他在哈爾濱遭逮捕，被判處4年徒刑，後經黨組織營救出獄，返回上海。1934年1月，他出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央政府糧食委員等職。
自1937年起，中國共產黨從抗日的大局出發，陸續派出幹部到新疆工作，幫助新疆軍閥盛世才製定“反帝、親蘇、民平、謹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使新疆的經濟文化建設得到較大的發展，陳潭秋也在其列。然而，國際上德蘇戰爭爆發，日本的關東軍也蠢蠢欲動，多次在中國東北、內蒙古的中蘇邊界向蘇軍挑釁。在國內，蔣介石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國共合作麵臨破裂的危險。麵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盛世才露出反動的真麵目，不斷製造事端，惡化與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陳潭秋正是在這個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盛世才進行了艱苦而堅決的鬥爭。他首先重點抓“新兵營”的軍事訓練，給戰士們上政治課、黨課，講黨的曆史，提高他們的軍事技能和政治覺悟，鼓勵大家學習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季米特洛夫在敵人法庭上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學習夏明翰烈士追求真理、寧死不屈的獻身精神，堅定了同誌們的革命信念。
到1940年初，在陳潭秋的周密安排下，“新兵營”300多名指戰員安全返回延安，為前線充實了指揮人才和戰鬥力量。陳潭秋始終堅守戰鬥崗位，處龍潭虎穴而不驚，體現出一名共產黨員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時，陳潭秋不僅注重政治鬥爭，同時注重革命宣傳。他把《新疆日報》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陣地，親自審定報社的工作計劃，並大量采用新華社和塔斯社的電訊稿，指出中國隻有團結抗日才有出路。陳潭秋還親自撰寫重要的文章和社論，對盛世才的“反共反蘇”陰謀予以堅決的揭露和批判。
1942年夏，盛世才公開走上反蘇反共道路，黨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撤離。陳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後一批，表示：“隻要還有一個同誌，我就不能走。”1942年9月17日，他不幸被捕。敵人接連數日對陳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脫黨”，而他卻拒不屈服。盛世才惱羞成怒，於1943年9月27日深夜，將他與毛澤民、林基路秘密殺害。陳潭秋英勇就義時，年僅47歲。
愛崗敬業責為先——許振超
許振超，1950年出生，現任青島港前灣集裝箱碼頭有限責任公司工程技術部固機經理。
許振超是“文革”時期畢業的“老三屆”。這個年齡層次的群體，受教育少，年齡偏大，相當一部分人成為下崗再就業的“特困戶”。國家專門實施了“4050”工程，扶持這部分人再就業。但許振超不但沒有下崗，而且成為世界一流的“技術專家”，在合資公司裏再擔重任，連外國合資方都佩服他。許振超前進的武器是“學習”，他在日記中寫道：“悟性在腳下，路由自己找。”
在青島港裏，許振超雖然是工人，但從上到下都把他劃分到技術人員圈裏。青島港與英國鐵行、丹麥馬士基、中國遠洋公司組建合資公司時，他反而進一步受到重用，被聘請出任專管設備和技術員的技術部固機部經理，手下工程師就有40多名，名正言順地走進了技術管理人員的行列。合資公司開給他的月工資超過6000元，不但是固機部裏最高的，而且比青島港（集團）有限公司的黨委書記還高。公司前兩年還專門獎勵了他一台筆記本電腦。
最令許振超自豪的是，青島港幾乎不用請外人幫助修理橋吊設備故障，他們有能力自己排除。看著設備轉得安全，許振超說：“這是對我最好的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