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品德，不論何時何地，它都會受到人們的讚美。
有一種品德，如果你持有它，人格就會得到升華，如果你不慎丟失了它，那麼你就可能一文不值。
有一種品德，它不僅是我們立身的基礎，事實上也是任何一個國家戰鬥力的保證。
這種品德，名字就叫做忠誠。
巴黎和會，我拒絕簽字——顧維鈞
顧維鈞，字少川，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人，1912年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後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國民政府駐法、英大使，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在巴黎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戰敗的德國將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中國代表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麵對其他四國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
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
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耶路撒冷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顧維鈞左手一揚，掌心攤開，指縫一鬆，一塊懷表吊著鏈子垂下來：“請允許我，再給大家看一樣東西。進入會場之前，日本的牧野先生為了討好我，爭奪山東的特權，把這塊金表送給了我。”
這表實際是顧維鈞撿到的，這裏他隻是借題發揮，會場便開始交頭接耳，顧維鈞彬彬有禮，稍稍停頓了一下，接著說：“牧野先生憤怒了，他真的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吧。那麼，我倒想問問牧野先生，你們日本，在全世界麵前，要偷我們整個山東省，山東省的三千六百萬人民該不該憤怒呢？四萬萬中國人該不該憤怒？我想請問，日本的這個行為，算不算是盜竊？”顧維鈞的語氣淩厲到了頂點，說話同時提起右手叉開五指朝上前方虛空處猛地一插，旋即猛一側頭，滿臉的正義凜然和潛藏已久的怒火一起化為一道淩厲的劍光，閃電般射向日本代表。
接下來全場鼎沸，掌聲如雷。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萊蒙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法國總理克萊蒙梭事後評論道：“顧維鈞之對付日本，有如貓之弄鼠，盡其擒縱之技能。”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慘敗宣告結束，中國是戰勝國之一。中國從鴉片戰爭時代開始的漫長寒冬就要過去，在這“公理戰勝強權”的時代，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將還中國一個公道，取消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然而，巴黎和會迅速把國人的夢想擊得粉碎。幾個大國無視中國的反對，也無視他們曾鼓吹的“公理”，將中國山東的權益出賣給了日本。國內愛國運動風起雲湧，而在巴黎，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團代表顧維鈞為爭奪中國的權益而奮鬥。
簽字儀式上，一個一個輪番地麵無表情地印上印鑒，顧維鈞卻一臉憤怒與沉重地站起來，他走在會場的中心，我們已難形容其心情，他說：“我很沉重，我很憤怒，我拒絕簽字。”
接著全場嘩然。這個中國人的反抗，也是整個中國人民的反抗。這時激蕩的愛國熱情已讓他隻想向那些列強呐喊出一個字——不！
顧維鈞所生活的中國，被定論為“弱國”。這個定論應該不差，自清末以後，無論別人打上門來（如鴉片戰爭），或者自己向別人宣戰（如八國聯軍），中國都隻有一個“敗”字可言。獨裁者便隻好割地賠款，以保自己的統治得以延續。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第一次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麵——拒絕簽字。中國在以後的日子中將一步步奪回喪失的主權。
1919年5月20日，北京政府電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對於此項草約，大體應行簽字，惟山東問題應聲明另行保留，以為挽救地步。”當保留簽字的要求被拒絕之後，北京政府24日訓令：“如保留實難辦到，隻能簽字。”但顧維鈞在因病住院的陸徵祥支持下，沒有聽北京政府訓令，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愛國是一切美好思想的基礎。很難想象，一個不熱愛自己國家的人將來能做出驚天動地的事。忠於祖國的人必能忠於自己，而忠誠有時意味著犧牲，一個忠誠的人不會因為個人利益而背叛自己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