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才知，他們的婚姻，果然不像周圍其他同齡人那樣大多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真正的自由戀愛。50年代末期，老聶由部隊轉業到蘭州某家國營大廠擔任工會幹事。用他自己不無得意的話說廣當時二十來歲，跳舞唱歌，打球照相咱樣樣能來！“她女人比他小好幾歲，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由山東農村來到蘭州大工廠給親戚抱孩子。兩人在一次周末舞會上認識，不久便戀愛結婚。如果不遇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他們很可能至今還在那家廠子裏過著穩定而溫飽的生活。三年自然災害，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在困難的日子裏，他們有了大孩子。一家三口人，僅憑老聶一個人的口糧，無奈隻好申請退職回到潼關農村。從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漫長的20年間，他們像真正的農民一樣過著艱苦卻又不得溫飽的生活。老聶的女人很能吃苦耐勞，又膽大聰明，且在城市待過，有點兒醫療衛生常識，平時還樂幹助人，村裏便培養她擔任了赤腳醫生。70年代農村合作醫療站的赤腳醫生，可是一個備受人們尊重的了不起角色。村裏大人小孩子隻要有了病，赤腳醫生兒乎都有辦法。內科、外科、西醫、中醫，注射針灸，接生包紮，那是無所不會無所不能。
想到老聶的女人當初在村裏便是這樣一個角色，我便對她生出幾分敬意來。夫婦倆在那20年間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不用問，隻要仔細看一看老聶臉上的皺紋也就明白了。老聶的女人顯然是沾了性情爽直和精神樂觀的光。20年農村艱苦的勞動生活，使得這個生育了四個孩子的母親，並不因操勞而顯得過分蒼老，卻依然葆有著她那爽直樂觀的天性。直至我到潼關的80年代末，隨了被雇用到縣委機關擔任收發員的老聶住進縣城時，她的戶口還在農村，每年還要好幾次地回到農村中播種收獲責任田裏的莊稼。實際上仍然是一個未曾脫離農業生產勞動的農婦。平常的日子裏，她在縣委對過祖賃了一間門麵房，開一個小診所給人打針看病。她的醫術是否高超，我不大清楚，隻看見找她看病的人卻不少。有許多農彳付3女進城來，不去縣醫院，卻要找她看病。起初我以為這與她的人緣好有關係。有一個時期，由於勞累，我的血壓突然升高，總是她給量血壓，藥也是從她的診所裏開。她自己也是一個高血壓病患者，知道不少治療的偏方，譬如用玉米纓子泡茶喝，用榕樹花泡茶喝，用大麻葉子泡茶喝，這些土辦法，都是她告訴我的。照她講的辦法喝了一個時期，果然還有效。花錢不多，倒能治病。我這才意識到：她這個醫生高明的地方，不是能故弄玄虛地講出多少深奧的道理來，而是像親人一樣讓病人感到親切、親近，輕鬆愉快，感到她的話可以信賴，確信自己的病一定能治好。這或許正是那些農村婦女喜歡找她看病的一個根本原因。她的醫道是更接近於病人的心靈，更有益於提高病人同疾病抗爭的自信心的。這種不僅僅注重於藥物和現代醫療器械的醫道、醫德，其實是可貴而崇高的。
在我血壓高的那一段日子，他們夫婦認為我的工作太忙，精神過於緊張，應當想個辦法很好地放鬆放鬆。一個周末的晚上，記得也是在冬季，他們夫婦倆穿著厚厚的外套來找我，說請我到工會俱樂部去跳舞。我原本不會跳舞，一看他們那麼熱情，真有些盛情難卻，也就同意去了。沒想到平時貌不驚人的老聶，跳起舞來幾乎變了另一個人。他步履敏捷，腰腿靈活，周身每一個細胞都仿佛充滿了音樂的節奏和韻律。他的麵部表情也變得不同尋常，平素的質樸與風趣裏增添了幾分莊重。我再留心地看看他的女人。她沒有上場，隻是興奮地坐在牆根的條発上。目光追逐著正同一位年輕姑娘跳舞的老聶。我驚訝地發現，她的目光，不再像小男孩那樣地天真，而是充滿了一個真正女人的激情。她的雙腳在輕快的音樂中跟著節拍點著地板，嘴裏還輕輕地隨之哼唱著。當她全神貫注地沉浸在音樂舞蹈的氛圍和意境裏，我仿佛看到了50年代末那個來自膠東農村的天真大膽，對未來充滿幻想的十六七歲的姑娘，她也許正是在這音樂和舞蹈的氣氛中，愛上了那個年輕活潑而有趣的廠工會幹事。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她死心塌地地跟著老聶由都市回到農村，吃了許多苦、受了許多難，眼瞅著他由活潑英俊的青年變成滿臉皺紋的老頭子，仍然不改初衷。理解了這一點，我便深受感動，覺得她很有些了不起，是那種在命運麵前，不歎息、不屈服、更不回頭的堅強的人。一個普普通通的自食其力的女性，她的人生態度的豁達和對於生活本質理解的超凡脫俗，倒使許多自命不凡的人望塵莫及。我從此對老聶女人的看法，又進了一步，總覺得她在同命運的抗爭中，是一個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