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價值的本質是主體價值規律與商品價值規律的對稱，價值規律是市場的核心規律。主體的價值規律、商品的價值規律的內涵與相互關係，說明價值規律的本質是主客體的價值規律，說明價值規律作為主客體規律成為社會經濟、市場經濟核心規律的內在依據。確定價值規律為市場經濟的核心規律對於建立對稱經濟學、發展對稱經濟有極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價值 價值規律 主體價值規律 商品價值規律 核心規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產權明確、產權規範、產權多元
價值實現的前提是產權。衡量製度好壞的標準不僅僅是是否有效保護私有財產，而是是否使產權關係規範，並在規範的基礎上使產權明確。在共有製體製下，公有製完全有可能照樣做到產權明確。
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製度不是私有製，而是產權明確。產權明確就是產權實體、產權屬性、產權關係明確。
產權實體明確，是產權屬性明確與產權關係明確的前提。但目前我國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麵有用產權屬性與產權關係吞並湮滅產權實體的傾向。如在理論上，把產權同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混為一談，認為產權就是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在實踐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國的《著作權法》明文規定，著作權就是版權。由於版權可以轉讓，因而《著作權法》明文規定著作權也可以轉讓。實際上著作權是實體，版權隻是著作權的屬性，是著作權的實現形式之一。把著作權等同於版權，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陷於悖境。版權可以有保護期限製，著作權卻不應該有保護期限製。如果把版權混同於著作權，無非是說著作權也有保護期限製。那麼過了50年保護期，每個人都可以稱自己是《資本論》、《三國演義》的作者，在今天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宣布是他創立了相對論。為了擺脫這個悖境，法學界就別出心裁，要從著作權中分離出人身權，並在著作權中的人身權能否可以轉讓問題上爭論不休。這都是由於混淆了著作權實體和其屬性、關係所致。
著作權，作為一種特殊的產權實體，本身就是一種人身權，是不可轉讓的，可轉讓的隻能是它的屬性和關係，比如版權、出版權、版權經營權等。如果著作權作為產權實體可以轉讓，將會使花錢買論文評職稱合法化，使花錢買發明權、買獎項、買頭銜、買職稱、買榮譽、買良心合法化。我國《著作權法》明文規定著作權本身可以轉讓，無異於規定親子關係可以轉讓一樣，是荒唐的。為了保護發明權，加快建設國民創新體係，應立法嚴格禁止著作權轉讓，就像立法禁止賣淫、販賣兒童、親子關係轉讓一樣；同時保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要做到這一點，與其在著作權中分離出人身權，還不如把著作權和版權區分開來，把著作權的產權實體、產權屬性、產權關係區分開來。
所以僅僅產權明確還不夠，還必須產權規範。要把產權明確與產權規範區別開來。人們之所以混淆產權實體、屬性、關係，往往就是由於混淆了產權明確與產權規範。產權明確是產權實體、屬性、關係的統一，產權規範則僅僅指產權關係。
產權是公有還是私有，是產權關係規範的結果而不是前提。而如果把私有產權看成基本的製度，則是把結論當前提；似乎隻有產權私有才是（就是）規範的，那麼巧取豪奪、不擇手段，把公有財產轉變為私有財產就都是合理合法的。
所以僅僅產權規範還不夠，還必須產權多元。所謂基本，就是蘊含了其他關係的萌芽。而私有產權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沒有最大的包容性，所以單一的私有產權製度不能作為製度經濟學的基礎，更不能作為市場經濟學的基礎。把私有製看成基本的製度是小商品經濟的產物，那時幾乎沒有公用品，也就幾乎不存在公有產權。隨著社會化大生產時代來臨，公用品、相應的公有品的比重越來越大；對公有品的產權進行界定，對公有、私有產權的多元化關係進行規範，也就成了曆史的必然。這時就要對產權關係作更高層次的抽象，用產權明確來代替私有產權作為市場經濟基本的製度。這裏的曆史關係與邏輯關係是社會的一般規律及其反映，同社會製度無關。
由於產權明確蘊含了產權規範，這就為聳立其上的經濟製度、政治製度、法律製度奠定了紮實的基礎，使真正的製度經濟學得以建立。所有這些製度不僅僅是保護私有製，而首先是規範產權關係的。規範的產權關係是因，私有產權是果。因此，衡量製度好壞的標準不僅僅是是否有效保護私有財產，而是是否使產權關係規範，並在規範的基礎上使產權明確。傳統公有製之所以效率低下，不是因為公有製，而是因為產權關係不明確。這並不等於說，公有製的產權關係隻能模糊，而是單一的公有製有可能使產權關係模糊。在共有製體製下，公有製完全有可能照樣做到產權明確。所以，產權是否明確，不是由是否私有決定，也不是由產權本身決定，而是由整個社會的經濟製度、政治製度、法律製度決定。產權關係離不開其他社會關係；如果沒有其他社會關係相配套，不但公有製、而且私有製也有可能產權模糊。隻有把整個社會看成有機整體，才有真正的製度經濟學。
蘿卜韭菜 對稱的價值觀
人的價值的本質，是奉獻，奉獻的本質是創造性的勞動。創造是人的唯一的價值。創造，既是曆史的尺度也是道德的尺度。
對稱的價值觀，就是蘿卜韭菜各有所愛的價值觀。客體的效用同主體的需求之間的對稱關係，是經濟領域對稱關係的核心。效用與需求之間不對稱是相對的，對稱是絕對的；不對稱向對稱轉化，促使效用與需求兩方麵都得到發展。效用與需求之間之所以對稱是絕對的、不對稱是相對的，是由於效用與需求本身是相對的。效用與需求的絕對性寓於相對性之中；因此，效用大小、需求是否滿足，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德布勒的所謂“消費偏好”，實際上就是指的效用和需求的相對性，隻不過“偏好”兩個字把這種相對性的普遍性、必然性簡單化、偶然化，使其成為不確定性的因素。
實際上，“消費者偏好”是有規律可循的，這個規律就是對稱規律：人們的消費偏好由對稱規律支配；隱蘊在“偏好”背後的，是人的需求的對稱結構，及人的需求同效用之間的對稱衝動。根據“偏好”背後的對稱規律，可以根據人們的“偏好”進行商品的結構組合，進行“套餐”式的營銷活動。
對稱的價值觀，就是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就是主體價值觀、勞動價值觀、自由自覺的勞動價值觀。
對稱的思維方式，源於中國哲學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西方哲學的“意義”是邏輯上的自洽和主觀對客觀的符合，中國哲學的“意義”是對人的有用性。非功利主義的哲學觀造成了西方哲學主客觀的對立和不對稱，功利主義的價值觀造成了中國哲學主客觀的統一與對稱。
在功利主義的價值觀看來，價值的本質是使用價值。隻有實現的價值才有使用價值，隻有在使用的價值才是實現的價值。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就是有用才是真理的價值觀。
對稱的價值觀，就是多元化的價值觀。價值是實體、屬性、關係的統一。實體是屬性與關係的載體。實體、屬性、關係的區分是相對的，當屬性或關係成為屬性與關係的載體時，屬性與關係就成了實體。實體分為物質的與精神的。實體有兩種：1、物質實體；2、精神實體。要承認價值是實體、屬體、關係的統一，就不但要承認物質有實體，而且要承認精神也有實體。實體可能是質，也可能是能。質和能（屬性）、關係的區分是相對的。價值實體：價值客體；價值屬性：對人的有用性（絕對性、相對性）；價值關係：價值主體同價值客體的關係。價值屬性和關係以價值實體為承擔者，價值實體是絕對的，價值屬性和關係是相對的。因此，既要承認物質價值的存在，又要承認精神價值的存在；既要承認實體價值的存在，又要承認屬性價值、關係價值的存在。隻承認實體價值、物資價值、金錢價值的一元價值觀和多元價值觀的區別，是傳統經濟學和幸福經濟學的本質區別。
對稱的價值觀，就是創造價值觀。人的價值的本質，是奉獻，奉獻的本質是創造性的勞動。創造是人的唯一的價值。創造，既是曆史的尺度也是道德的尺度；既是自由，又是必然；既是意誌又是理性；既是價值，又是科學。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時間和利益空間為價值參照物進行自我創造，這是自我創造的共性；自我創造的橫向和縱向這一質的差別和程度不同這一量的差別是個性。人的地位由人的價值決定，人的價值由人對別人的作用的大小所決定，人對別人作用的大小有一個曆史的過程。人們對價值的評價是根據特定的價值參照物。處於同一社會地位的人有著共同的利益，也就有共同的價值參照物，有共同的評價標準。人們的不同的需要，同人們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價值參照物、共同的評價標準是一致的。但根本的、普世的價值與價值標準，是人的創造與奉獻。
對稱的價值觀，就是再生價值觀。再生：經濟活動中價值與實物的對稱，價值平衡與實物平衡的對稱，通過價值平衡與實物平衡的對稱實現的生產與消費的對稱。價值平衡脫離實物平衡是泡沫經濟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機的根源。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進口與出口通過價值平衡實現的實物平衡是全球範圍內生產與消費對稱的必要環節。一個國家為自己出口順差年年增長沾沾自喜、對外彙儲備賬麵價值不斷增加津津樂道，實際結果是打破了全球範圍內的生產與消費的對稱，並將最終損害自身的出口發展與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而這一切都是金錢至上、賺錢第一的GDP增長方式及其理論基礎價格經濟學惹的禍。而價格經濟學也就是通過價值與實物的脫節而使之成為泡沫經濟、金融危機的理論根源的。隻有對稱的、再生的價值觀才能堵住泡沫經濟、金融危機的源頭。
有用就是價值 邊際效用與價值規律
邊際效用規律就是價值規律；邊際效用規律說明：價值規律是市場的核心規律，價格規律隻是價值規律的局部表現。
邊際效用理論是完整的價值理論的組成部分，而不能代替價值理論。
人都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是正確的，但人都是按照邊際主義原則行事則是錯誤的。過去的意義要靠今天和今後來賦予。為了整體利益最大化，推倒再來、重新開始並非不可能。而邊際主義則僅僅意味著機會主義。“邊際主義”是把人的利益最大化同“邊際效益”混為一談；同時，邊際效益並非都是遞減；即使工業經濟時期也存在邊際效益遞增的現象。實際上邊際效益遞增與邊際效益遞減在任何時期都是同時存在的，二者是對稱的關係。大企業的規模化、多元化生產、名牌戰略等等，追求的就是邊際效益遞增。所以邊際效益遞減規律不存在。
就性關係來講，也許遵循邊際效益遞減規則——喜新厭舊是人的本能；但家庭關係則遵循邊際效益遞增規則——穩定的家庭關係，總的來講對人的整體利益是有利的。所以從整個社會的最大福利原則來講，應使性關係的開放與家庭關係的穩定二者同時並舉。
對於一個快渴死的人來講，礦泉水的邊際效益是遞減的；對於廠家來講，礦泉水的效益不增也不減，因為他的礦泉水價格一樣；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講，礦泉水的邊際效益的是遞增的——在大地震後，如果一瓶礦泉水能挽救一條生命，那麼一百瓶礦泉水意味著一百條生命甚至更多……因此，邊際效益遞增與遞減是對稱的，而社會總的福利是效益遞增與效益遞減的總和。所以，相對於社會整體來講，邊際效益遞減與邊際效益遞增隻是局部現象，隻是人的消費偏好的特殊表現，是價值相對性原理在時間—縱向坐標上的展開。隱藏在它們背後的規律，就是價值規律。“邊際效益遞減規律”，體現的是一種線性價值觀，把局部現象概括為總體規律。
邊際分析有兩種，邊際價格分析與邊際價值分析。在成本—利潤分析中，應運用邊際價格分析；在福利經濟學中，應運用邊際價值分析。由於在傳統經濟學中隻有邊際價格分析，“邊際價值分析”其實質也是邊際價格分析，所以西方的福利經濟學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福利經濟學。當他們認為自由競爭使要素的邊際成本等於要素的邊際社會淨產品價值，從而就可以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時，是把福利經濟學建立在傳統價格經濟學的基礎上，是內容和方法的不對稱。例如，對於一個患尿毒症的老人，對其進行花費甚大的透析治療，隻能運用邊際價值分析而不能運用邊際價格分析。如果運用邊際價格分析，就隻能放棄治療。僅僅用邊際價格分析法，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幸福經濟學、福利經濟學。人的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運用邊際價值分析，但邊際價格分析的結論則隻能是人的本質是自私的。
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經濟學隻能用邊際價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邊際價格分析法，是因為福利經濟學對象的側重點是主體。傳統經濟學的對象也是經濟發展的規律，而經濟發展的規律也是由主體的活動組成的規律，因而也應該以主體為對象。但傳統經濟學的側重點是投入—產出分析；主體隻是手段。而真正的福利經濟學中，主體成了目的。而一旦主體成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讓位於對稱分析。忽略了主體，是用傳統經濟學均衡分析範式來建構福利經濟學的根本缺陷。
從價值經濟學看來，犯罪的社會成本不僅僅是給社會和別人造成的直接損失，而是對人的行為的負麵導向；懲罰犯罪的社會收益不是補償受到的直接損失，而是人的行為的矯正。
同樣，懲罰犯罪的法製設計也不是以犯罪與製止犯罪的邊際價格成本效益比較為根據，而是以國民素質的提高、國民行為的導向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的提高為參照。因此，如果為了製止犯罪而付出的成本大於犯罪給社會帶來的直接損失，也是值得的。例如，為了查明一個貪汙50萬元的犯罪事實，並對犯罪分子予以製裁，為此付出100萬元的成本不是虧本。因為它由此對犯罪分子的威懾作用，給社會帶來的直接間接效益將不止100萬。因此，邊際價格分析在這裏不起作用。如果說，價格經濟學的範式要求邊際效益分析，那麼幸福經濟學範式則要求全息效益分析。特別是要建立經濟學帝國，要使經濟學成為“充分利用生命的藝術”，就隻能用全息效益分析代替邊際效益分析。
從邊際效益的角度來看，機製設計重要；從全息效益的角度來看，製度設計更重要。因而製度決定決策機製，決策機製決定機製設計。離開了製度設計，談機製設計是本末倒置。製度設計高於機製設置說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而也是經濟的一個環節。政治不在經濟之外，政治就在經濟之中；把政治和經濟看成兩張皮，隻要經濟體製改革不要政治體製改革是錯誤的。機製設計不僅僅是微觀的激勵機製，而且是一種宏觀的政策設計與人的行為方式導向。前者是價格經濟學的範疇，後者是幸福經濟學的範疇。而貝克爾的犯罪與懲罰的經濟分析由於運用的方法屬於價格經濟學範式，所以淪為膚淺；不能從根本上揭示犯罪與懲罰的成本與收益比。貝克爾的犯罪經濟學說明：用價值經濟學代替價格經濟學有社會必然性。隻有價值經濟學，才能展現“經濟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