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與綜合，使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思維的具體，又把這一思維的具體轉變為實踐觀念，通過實踐工程，轉變為新的感性具體。這其間，假設隻是過程或過渡環節，而絕非前提。而西方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卻是以假設為前提，以數理統計為根本方法，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隻有或然性，而無普遍必然性；雖然有時會因碰運氣發生作用，但極易因為外界條件的變化而失效。經濟模型的樣本是不是隨機抽取的？NO！
數學模型之所以不能反映經濟的本質和規律，是因為純數學隻能證明不能發現，隻能根據現有的經濟現象進行建模，而不能預測經濟的發展。一旦經濟增長方式改變，原有的模型就將無效。比如丁伯根的“蛛網理論”，其依據就是農產品的生產周期較長。在生產規模既定之後生產過程未定之前，無法中途改變規模以適應需求變化。因此，農產品的需求信息與價格有一定的滯後性。把這種由於信息不對稱與生產周期造成的價格變動軌跡畫在以價格和產量為軸的坐標圖上，形同蛛網，就形成蛛網理論。問題是蛛網理論的基礎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價格反映的失靈，但信息不對稱是曆史的、相對的；一旦信息工具與手段發達、信息對稱了，價格反映靈敏了，“蛛網理論”也就失去了客觀依據。所以要使數學模型能反映經濟的本質，預測經濟的發展，靠得還是模型後麵的思想——正確的方法論與正確的思維方法。
是否更深刻、更正確認識經濟本質與規律，不是看其是否運用數學方程，而是看其整體抽象度。而數學不可能做到最高層次的抽象；能做到最高層次抽象的是哲學方法論。五度空間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對稱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對稱邏輯，就是這樣的方法；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邏輯與曆史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想用數學方法代替哲學的方法，隻能菜籃打水，樹杈打漁，掛一漏萬，不著要領。
經濟客體的意義取決於經濟主體，取決於經濟主體的思維方式。實際上隻要方法對頭，思路正確，經濟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實驗室。經濟社會的實驗隻能在經濟社會中進行，隻能在被實驗者不知道自己是被實驗者的狀態下進行。對於實驗者來講是自覺的，對於被實驗者來講是不自覺的，這樣的實驗才是有效的，其結論才是可靠的。這就是方法和對象的對稱。用實驗室來實驗人的經濟行為，是一種“實踐悖論”。缺乏科學的思維方法，建立任何實驗室都是無價值無意義的，得出的結論要麼是片麵的，要麼是不實際的。
人對事物的認識過程和科學體係的建構過程不同，前者是從具體到抽象，後者是從抽象到具體。西方經濟學是把前者等同於經濟科學體係的建構過程，所以西方經濟學有認識意義，但不能稱為經濟科學。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觀點和方法必須統一。對於經濟學這一非常具體的經濟科學來講，用抽象的數學方法、線性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必須用對稱的方法才能得出經濟科學的結論。
要知深淺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不但要求語言模型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而且要求概念內涵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
自然語言和數學語言等人工語言雖然都是語言，因而都是思維的形式，但同思維內容的關係不同：自然語言是形式和內容的原始的統一，因而更接近於概念。而後者由於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維內容距離較遠。用自然語言建模是概念建模，所建模型是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概念體係；用數學語言建模是語言建模，所建立起來的是形式化體係。所以用自然語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相統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實，而用數學語言建立的模型則隻是思維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脫離現實。
根據概念和語言的關係，經濟學模型也有兩種：概念的模型與語言的模型。前者用自然語言來建構，後者用人工語言（如數學語言）來描述。前者是具體的，後者是抽象的；前者是現實的，後者是近似的。前者看起來淺顯，然而揭示了事實的真實本質，因而更深；而後者雖然看起來深不可測，然而隻是形式化的東西，與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不沾邊，因而更淺。
這些數學模型的“深”是現象，隻是對不懂數學的人來講是“深”，對於懂數學的人來講是“淺”，其中的知識含量、信息含量並不多，特別是創新性知識含量並不多，因而是“淺入深出”。用自然語言新建構的各種模型似乎是“淺出”，使人一目了然，然而卻是“深入”，因為滲透了新的範式，蘊含了深厚的理論功底；雖然每個人都能看得懂，然而必須用心體會，特別是需要相當的抽象思維能力與哲學素養，所以是名副其實的“深入淺出”。這就是經濟學深和淺的辯證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語言來建立具有高度具體性的經濟學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對象的不對稱。這就是為什麼西方經濟學模型遠離現實的根本原因。
再從本質和現象的關係來看。數據往往反映的是現象，而科學之所以是一門科學，就是因為它是本質的反映。一門科學如果僅僅停留在數據上麵，往往會被現象甚至假象所迷惑，同樣的數據往往可以說明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而本質是難以用數據來描述的。對事物質的認識，是對量的認識的前提；對量的認識，是對質的認識的深化。隻有經濟學範式正確，數字分析才有意義；如果範式錯誤，數學分析再嚴密，數理模型再精致，也隻能南轅北轍。
從數學模型到自然語言模型不僅是一種表達方式的轉變，而且是一種範式的轉換。用數據與數理邏輯說話，本身就是貨幣經濟學範式的產物；要不要用數據說話、用數學方程式來表述，不是方法、邏輯、語言表達方式之爭，而是方法論之爭；而隱藏在方法論之爭背後的，是範式之爭。對於貨幣經濟學來講，論著中通篇數據與數學符號，不是其學科成熟的標誌，而是其前提——要不要用數學公式來表達經濟學原理的結論就在其經濟學範式的前提之中。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不但要求語言模型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而且要求概念內涵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經濟學範式與概念必須對稱，範式決定範疇與概念的定位與意義，特定的範式決定特定的範疇與概念，特定的範疇與概念隻能在特定的範式中發揮特定的作用。如果移植到其他範式中，原有的概念與範疇成了名詞；如果要重新成為概念，其內涵必須重新定義，其外延必須重新界定，否則就會出現概念的混淆，成為悖論。西方經濟學中的“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投票悖論”、“不可能性定理”，均屬這種不同範式之間碰撞的結果；嚴格意義上，是西方經濟學家頭腦中的“經濟學”同經濟現實碰撞的結果。人的需要是多重的，有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眼前需要與長遠需要，膚淺的需要與根本的需要，局部的需要與全局的需要。由於價值的相對性、人的需要的具體性，能否投票產生最佳決策，很大程度取決於人的素質。而由於價格經濟學的局限性，人的素質問題不可能進入價格經濟學的視野。這是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的致命傷。在具體操作上，公共選擇一致同意不可能，不僅次級決策不可能，即使憲法選擇也不可能。因為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人的素質不同，對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關係的認識程度也不同，因而不可能有一致的同意。阿羅“不可能定理”的根源就在於範式與範疇的衝突。在價格經濟學範式中，是不可能容納價值相對性、需要具體性這些範疇的。如果說，“投票悖論”隻不過是使價格經濟學陷入悖論。那麼，“外部效應”的存在，則使價格經濟學陷入悖境。外部性問題隻是宣告了價格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失靈，但並未宣告價值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失靈。實際上，外部性問題恰恰說明了市場的立體性與係統性。解決外部性問題，有的可以用協議的方式來解決，而更多的則隻能通過政府與法律來解決。科斯所舉的例子，即牧場主與農場主之間糾紛的例子，對於小商品經濟來講是典型條例，但對於大工業生產來講，則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外部效應的存在，突出了價值的整體性與相對性，突出了價值是主體與客體、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的統一，是絕對與相對的統一。隻有價值經濟學才能把握這個統一，而價格經濟學對此無能為力。隻要價格經濟學不能解釋外部效應，那麼價格經濟學的解釋力就要打折扣，其合法性就要遭到否定。外部效應的存在不但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而且宣告了凱恩斯主義的破產。因為不是從價值經濟學高度看問題，政府宏觀調控的意義等於零。這是表麵“悖論”後麵的現實根源。要走出“悖論”，隻有改變西方經濟學的範式，用價值經濟學範式代替價格經濟學範式。因為正是這種範式與範疇的碰撞，預示了新範式代替舊範式的必然性。解悖是科學發展的動力之一，經濟學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