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和價值
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表現在意義和價值的對稱。
經濟學真理的意義：1、本身的意義：科學本質；2、社會意義——社會價值——社會功用——能滿足人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即科學價值。第一點是第二點的靈魂、基礎。也可以說：科學真理的意義是科學本質，科學本質的意義是科學價值，是一種意義遞進關係。科學本質是科學真理的內容，科學價值是科學本質的屬性。第一點是直接的意義。第二點是間接的意義，是意義的意義。
經濟學真理的意義：科學本質和科學價值。科學本質是凝縮在概念之中的概念之間的聯係；科學價值是人類價值體係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最主要的精神價值。科學理論的合理性表現在意義和價值的對稱。
事實——“應該怎麼樣”
所謂規範與實證的統一，就是在是什麼的基礎上為什麼，在為什麼的基礎上怎麼樣，在怎麼樣的指導下，去進一步認識是什麼、解釋為什麼，從而指導實踐的發展，達到真善美的統一。所以，規範與實證的統一有兩層意義：一是合理的解釋，一是正確的引導。
合理的解釋：實證性的內容由規範性決定；正確的引導：實證性的標準由規範性確定。
在社會經濟領域，“是什麼”是由“為什麼”、“怎麼樣”和“應該怎麼樣”組成的，離開了為什麼、怎麼樣和“應該怎麼樣”，經濟社會將什麼都不是。因為經濟社會本來是由人的自覺活動組成的，事實、邏輯與價值不可分割，這是經濟社會和自然的本質區別。若離開“為什麼”、“怎麼樣”和“應該怎麼樣”來研究“是什麼”，就像一個人想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此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範性是統一的。
經濟學符合邏輯、符合事實、符合需要是對稱的。
社會規律，由必要性和可能性組成。因此，作為一種實現的必然性，本身不是現實，隻是現實形成的過程。對這種過程的反映，必然包括預見；科學預見是建構科學真理的必然環節之一。西方主流經濟學一方麵追求經濟學的實證性，另一方麵卻將未經證明的前提作為既成事實進行推導和予測，認為隻要推導和予測正確，就可達到實證的目的。這種推導，除了形式上的精美，既無實證性，又無規範性。在對稱經濟學中，經濟理論的規範性決定實證性，也決定其予測能力——予測能力不過是實證性的環節。問題的關鍵，是這裏的予測要靠操作性——靠人的實際活動來實現。實證性是一個係統，規範性、予測性與操作性都是其中的環節，予測性是規範性向操作性轉化的中介環節。以某一單個環節作為經濟學實證性的標準，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
實證性作為動態的係統，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圓圈，其起點和終點都是實證，區別在於：起點是反映性實證，終點是操作性實證。而規範性和預見性都是其中的過渡環節。所以，實證性的標準有事實標準、邏輯標準、價值標準。
經濟學是複雜性科學；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的統一，同自然科學的純實證性是等價的；當然，不是同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線性科學等價，而是同量子力學、相對論、係統科學、複雜性科學等非線性科學等價。如果把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對立起來，那麼就等於在實證性的名義下，使自然科學倒退到牛頓力學水平。
長纓在手 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控製經濟學通過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實現規範經濟學對實證經濟學的整合，實現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造成西方經濟學中規範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對立的根源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本來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控製經濟學看來，計劃以及通過控製（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輿論來實現計劃，是優化配置資源、並通過優化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優化再生的必要途徑。控製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知識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融合起來的整體框架，也為中國經濟的解釋與重建提供了理論依據。
控製經濟學意味著宏觀經濟對微觀經濟的控製、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提升。這是知識經濟時代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經濟學範式的轉變。根據控製經濟學原理，信息時代法製也必須與時俱進，更及時充分地利用信息手段來對經濟進行控製，例如，電子郵件也應采用實名製，並規範已發送郵件的加密管理，這樣既可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比如債權人的訴訟時效、投稿者的知識產權認定等），又可以約束當事人的行為，避免和打擊黃賭毒暴在網上傳播。
控製經濟學通過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實現規範經濟學對實證經濟學的整合，實現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控製不等於強製；通過“控製”實現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規範經濟與實證經濟的整合和統一，更多的是通過政府的引導。西方經濟學“時間一致性”理論說明，政府也是經濟主體；要使宏觀調控手段取得預期成效，政府誠信很重要。政策多變、貫徹不力都會使其失去信用而影響宏觀調控的力度，甚至事與願違。因此政府宏觀調控有兩個層麵：法製層麵與政策層麵；前者製約後者，後者從屬前者。所謂“控製”，就是用政府和公眾之間的對策論框架來代替博弈論框架；利用現代信息手段與民主決策，把政府決策透明化，成為與公眾預期之間的雙向互動，最後達到雙贏。政府誠信，決策民主，與公眾建立互信，言必信、行必果，是“控製”的關鍵。如果采取愚民政策，那就必然出現時間不一致，使公眾預期成了不可控因素。時間是否一致，理性預期能否得到積極引導，政府誠信是關鍵。隻有誠信的政府，才是與公眾理性預期對稱的決策者；他們之間的關係才不會陷入信息不對稱的“囚徒困境”。
其實西方經濟學經濟周期理論告訴我們，發展不同於線性增長，它不但不是片麵的，而且不是直線的。經濟波動，顯示出一定的周期，恰恰是發展的內在要求與本質特征。這和由於“泡沫”造成的“經濟周期”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一定要區分兩種“周期”：真實的與虛假的。前者是由發展（如技術進步等）引起；後者則是由於投機等引起。需要調控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從信息經濟學上升到控製經濟學，根源於他們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同時也由於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祟。要理解控製經濟學，就必須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才有可能；而這對於擅長線性思維的西方經濟學家來講，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鑽牛角尖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拿手好戲，要用複雜係統論的方法把社會經濟係統統一起來研究，恐怕有點力不從心。同時，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來“控製”經濟，好像會為計劃經濟的合理性留下空間，為他們所圍剿的“社會主義”留下突破口。因此，他們隻會在信息不對稱上做文章，至於怎樣使信息不對稱走向對稱，隻能束手無策，茫然不知所措。這在信息大爆炸時代，隻能落伍。因為在信息時代，通過控製完全可以實現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的轉化。在這方麵，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有某種程度的優越性。
在配置經濟學範式中，一般均衡理論隻有實證意義沒有規範意義；而缺乏規範意義的經濟學，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不可操作。隻有再生經濟學才是規範經濟學，而規範意味著對稱而非意味著均衡；西方經濟學“菲利普斯曲線”、“IS-LM模型”、“IS-LM模型 菲利普斯曲線”等一般均衡模型雖有對現實的經濟關係進行抽象的正確因素，但由於在該模型中不僅價格是剛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關係（包括生產內部、生產與消費、消費關係、交換關係）都是剛性的，這不但不能解釋諸如通貨膨脹等偶然因素的變化，而且不能解釋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儲蓄和投資、需求與供給（包括貨幣需求與供給）、價值與價格、產品價格與成本價格、貨幣工資增長率與失業率相互關係的必然性變化。這種靜態的、消極的“一般均衡”的數字模型，隻有“經濟學櫥窗”意義，沒有實際可操作性。如果說，根據菲利普斯曲線，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隻是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進行權衡，隻能用高通貨膨脹來換取高就業，則是對政策的誤導，並在實踐中造成嚴重惡果。“IS-LM模型 菲利普斯曲線”失靈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所謂人的“理性預期”，而是增長方式轉變；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做到低通脹與高就業並存，也正在於新的曆史時期，市場經濟主體化的發展，要求政府宏觀調控本身是新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環節。
在這裏，要區別“調控”與“幹預”這兩個概念。“調控”是積極的，“幹預”是消極的。把政府“調控”定位於“幹預”，正好像把“對策”定位於“博弈”一樣，錯誤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定位錯誤，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的爭論的根源。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於消極的“幹預”，由於本質上本能解決經濟失衡問題，所以隻好走向另一個極端，隻能取消政府宏觀調控。而另一方麵，經濟周期波動又似乎確實離不開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條件下，政府“幹預”又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時宏觀經濟學又占了上風，凱恩斯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交替，說明二者都有、也都隻有片麵的真理。
為了使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轉變成“曇花一現”的“幹預”，把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製度化是必要的；隻有通過製度化的凝固作用，才會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政府穩定的行為方式；隻有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市場經濟的穩定環節，才能對人的理性預期產生積極的導向，從而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積極的導向。控製經濟學與市場經濟是一致的，規範經濟學與市場經濟是一致的，必須用規範的方法把握經濟世界。
對稱經濟學的方法不是各種方法交替使用、或各有則重點，而是把它們統一在對稱邏輯中，運用對稱邏輯的方法，使各種方法綜合使用。對稱邏輯是一元化方法與多元化方法的統一。就對稱邏輯本身來講，是一元化方法；就對稱邏輯是各種邏輯方法的對稱統一來講，又是多元化的方法。隻有對稱邏輯，才能夠使經濟學的思想和現實相對稱。對稱邏輯的產生與發展，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合乎邏輯的自然曆史過程。讓我們一起培植，使之由萌芽成長為參天大樹。這是消除“主流經濟學”內在矛盾的需要，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需要，是邏輯學科本身建設的需要，也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需要。
走出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