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心量大的人，比較大氣、從容、善忍、謙和、通脫，這類人比較容易成就事功，比較能體驗生命的愉悅，沒準，還能夠活得相對長一些。
我們說，心量不夠的人，比較氣促、敏感、易愁、固執、自我，這類人比較容易陷入困局不得而出，容易感染灰色情緒而不能自拔，相對來說，成就事功比較困難些。當然，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生命的愉悅度，甚至生命的長度。
這個簡單的規律，老夫且名之為“心量定律”。
考察曆史，確實，能夠成就事功的人，同時又能夠善始善終的人，多是虛圓之士。所謂虛圓，即心量大，能變通，當然還要有些臉皮厚的功底。比如說，三國時候的劉備，本事沒有多大，但是心量大，能容各種各樣的人，為他所用。他比較善於幹的，也就是哭而已。再如唐朝的郭子儀，那真是個有大大的心量的人。郭在平定“安史之亂”和抵禦外族入侵中屢立奇功，卻遭到了皇帝身邊的紅人、太監魚朝恩的忌恨。郭子儀率兵在外征戰，魚朝恩竟派人毀了郭子儀父親的墓穴，拋骨揚灰。郭子儀領兵還朝，大家都以為會掀起一場血雨腥風。不料皇帝提及此事時，郭子儀伏地大哭，說：“臣將兵日久，不能禁阻軍士們殘人之墓，今日他人挖先臣之墓，這是天譴，不是人患。”這麼大的仇恨竟被他寬容的淚水熄滅。郭子儀手握兵權，魚朝恩擔心早晚會被郭子儀收拾，想來個先下手為強，在家中埋伏刀斧手，然後請郭子儀赴宴。魚朝恩的險惡用心連郭子儀的下屬都看得一清二楚，都勸他不要去。但郭子儀還是帶上幾個家童從容赴宴。魚朝恩見了驚訝不已，陰毒的奸臣竟被感動哭了，此後不但不以郭子儀為敵，反而處處維護他。郭子儀這招硬得比誰都硬（能打仗）、軟得比誰都軟（善謙退）的本事，讓他在險惡的環境中，不但建功，而且得享天年。相反的一麵，我們比較熟悉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人品、文采、才幹、識見都是一等一的，但惜乎心量的匹配度不夠，導致一些措施的配套不夠，急於實施，霸王硬上弓，產生了很多負麵效果。特別是在政治上，不問人品，凡是支持變法的就提拔，不支持的靠邊站，讓許多小人借機混進來，占據要津，排除異己，欺上瞞下，致使變法失敗，王安石也因此鬱鬱而終。
就這個心量問題，本文著重談兩個曆史人物，一是賈誼，二是謝安。
賈誼，西漢初期儒家學者，政論家、文學家。他的《過秦論》，我們可能都學過。他年紀輕輕就很有學問和見識，漢文帝很賞識他，二十出頭就讓他當博士、太中大夫。他提出了很多治理國家的意見和建議，比如重農抑商，削弱藩王勢力，取締私人鑄錢等，不少好的意見得到了朝廷的采納。但是由於這些政策觸及了權貴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周勃、灌嬰等權貴的忌恨。另外，由於他的恃才傲物，不太看得起漢文帝的寵臣鄧通（曆史上著名的守著金山餓死的那個家夥，皇帝太喜歡他了，讓他私人鑄錢），因此又得罪了這個小人。由於賈誼太有才了，皇帝打算讓他去做公卿這麼大的官。不料這下捅了馬蜂窩，遭到了許多權貴的反對，紛紛說賈誼的壞話，而鄧通這家夥說得最起勁。所以漢文帝有點迷糊了，不但疏遠了他，而且把他貶到長沙去做異姓王吳芮的太傅。當時的長沙是一個還沒有開化的地方，賈誼在那兒感到又憤怒又鬱悶。好在賈誼十分喜歡給皇帝上書，所以幾年之後，漢文帝又想起他，隨即又把他召回。這個時候反對他的灌嬰已死，周勃也啥事不管了，情勢對賈誼來說，相對好些。但漢文帝不知道是聽了別人的壞話，還是認為賈誼還年輕，還要繼續鍛煉，仍然沒有給他公卿的位子，而是讓他去當自己的小兒子梁懷王的太傅。上任後，賈誼上了著名的《治安策》（又叫《陳政事疏》），談居安思危、弱化藩王力量的策略等問題，雖然皇帝沒有立即采納他的建議，但是給皇帝不少啟發。這篇策論影響很大，以後的幾代帝王都采用了他的策略。可惜的是，在太傅任上，梁懷王劉揖入朝，不慎騎馬摔死。賈誼感到自己沒有盡到責任，陷入深深的自責當中，經常無端哭泣，心情十分憂鬱。沒有多久，三十三歲的賈誼便在憂鬱中死去。
我們考察這個賈誼。他飽讀諸子百家之書，更兼才氣縱橫，目光敏銳，用世之心強烈。應該說，他這短短的三十三年，還是挺有光芒的，一是文章流傳千古，二是用世抱負基本上也得到實現。雖飽受讒言，受到貶謫，沒有做到公卿那麼大的官，但他的很多建議皇帝都采納了，正如王安石詩所說的：“一時謀議略實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王安石認為，皇帝對臣子之厚薄，不在於爵位之高低，而在於是否用了他的主張。用了，就是恩深；否則，即使爵位再高，也隻能算薄待。從這個角度上來講，賈誼是夠可以的了，因為，他畢竟是小年輕呀！
但是，他給人的感覺好像總是不高興，以至於短命夭亡。他的問題出在哪裏呢？我們說，問題出在他的心量小了。或許是年輕的緣故？也許，老天太早地賦予一個人高才，不一定是好事情。少年心量，還來不及拓展，容易衝動、偏激。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人還是要按部就班、穩紮穩打、大器晚成比較好，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心性逐漸成熟；隨著閱曆的積累，心量逐步拓展，更有益於成就事功。看我們的大學少年班製度，也高明不到哪裏去，似乎沒有造就幾個“絕世高手”。
賈誼的問題出在：一是報恩心切，急於求功，隻問目標，不及其餘。他沒有把得失利害考慮得十分清楚，就貿然向領導提出“變法改製”的建議，一下子就讓那些恪守祖製的勳貴、老臣氣得吹胡子瞪眼，好在領導還比較清醒，認為時機不成熟，沒有貿然實行。第二，少年心性，不會做人，恃才傲物，眼高於頂。就拿那個領導的寵臣鄧通來說，這號人顯然是小人，成事不足，壞事有餘，一般來說大家會敬而遠之，虛應故事，不去得罪。比如，張居正他就從不得罪太監，徐階也不會在麵子上與奸臣嚴嵩過不去—盡管心裏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但是賈誼不是這樣，他經常在人麵前對鄧通冷嘲熱諷，讓鄧通心裏氣得打結。是呀，我是不學無術呀，但是領導喜歡我呀，他喜歡我總有喜歡我的理由呀，我也不是一無是處呀！小人就是這樣，你要招惹我，就有你好果子吃。我一向是朋友妻，不放過，恩可放一邊，仇可是一定要還的！於是惹得鄧通經常在領導麵前編派賈誼的不是。第三，心胸不寬，敏感易傷，患得患失，隨想入陰。貶到長沙，賈誼總是咽不下這口氣，無才的小人達官厚祿，逢迎的臣子誌得意滿，有德的聖賢落魄倒黴，正直的君子遭貶受罪，這世道還正常嗎？我一個讓領導這麼賞識的才子，就這樣讓你們這些小人整到這個卑濕之地喝涼風，鬱悶啊鬱悶！在湘江邊上，他寫了《吊屈原賦》一文，表達了對屈原的同情，大發了自己的牢騷怨憤。其實，屈原也是一個心量不開闊的人，貶到湘楚，整日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眾人皆醉他獨醒，眾人皆濁他獨清。“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實在想不開了，就投了汨羅江。對賈誼來說，為成就大事，當初就不應該招惹小人；受小人之陷害，又擺脫不了對小人的怨恨之心，大好年華總與小人糾纏不休，多不值。想想後來的蘇東坡，如果也像屈原、賈誼一樣，恐怕在黃岡的時候就投長江喂魚了。在太傅任上，梁懷王摔死，他責任是有些，但基本上屬於意外事故，皇帝也沒把他怎樣，但賈誼還是過度自責，憂鬱難解。我以小人之心猜度，他的憂鬱，有自責，是不是也有患得患失之心，生怕皇帝領導因此疏遠他、不重用他，生怕今後公卿之位不果，生怕今後抱負不展呢？現代有個才子柳亞子，新中國成立以後也頗感沒有受重用，寫詩給毛澤東，抱怨“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毛澤東不客氣寫詩回敬：“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如果賈誼能夠做到“風物長宜放眼量”，就不會這麼短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