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沛的挑戰方案就是內容複合生成係統。在他看來，搜索領域其實不缺算法上的創新，但這些技術秘訣都不足以撼動百度的霸權，因為百度很容易通過學習轉而再次壓倒對手。隻有擁有完全不同的框架設計和更為有效的執行力，才有可能挑戰百度。
陳沛認為，百度最大的弱點在於其搜索頁麵不夠科學、精確。用戶想要獲得某種信息，必須非常費勁地一頁一頁往後翻，而且排名靠前的結果許多還是“競價排名”排出來的，並不能很好地滿足用戶需求。比如我輸入某種疾病的名稱作為關鍵詞，百度的結果可能會導向一些醫院或是藥品，而我的實際需求或許隻是此種疾病的發病原理。還有可能以“國美電器”作為關鍵詞搜索，百度卻把結果導向其競爭對手蘇寧電器，因為蘇寧付出的廣告費更多。
而中搜網依據內容複合生成係統製作的搜索頁麵及搜索結果，會以一種更加人性化、更符合用戶日常閱讀習慣的方式進行展示。在陳沛構想的頁麵上，內容的排列必是全麵的、精確的、層次分明的。假如我搜索“國美電器”，那麼頁麵的一部分會顯示國美電器的基本信息，類似於維基百科的內容；一部分會顯示與國美電器相關的新聞和資訊；一部分會顯示其競爭對手和行業發展史等相關內容。這樣一來，閱讀搜索結果就變成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事實上，中搜已經開始這麼做了。我們當即打開中搜，輸入一些關鍵詞進行搜索，其結果經過精心編輯打造，確實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陳沛問：你覺得這樣能不能挑戰百度？
我說，這的確可以對百度形成一定衝擊，但並不足以挑戰百度。我擔心任何頁麵設計或布局改變都易於被模仿和抄襲。而百度一直都是一個非常善於模仿的企業。它的很多產品，如百度百科、百度貼吧等等，都是從別人那裏模仿的。如果百度發現你的頁麵設計更受用戶歡迎，可以輕易將創意抄襲過去。他們錢多，中搜可以花錢請人做編輯，百度可以花更多的錢請人做編輯，甚至把中搜的編輯挖過去。因此，隻有在搜索的製度上完全脫離百度模式，才可以真正對百度構成威脅。人才可以用錢來挖，但沒有對製度文化的認同，抄襲就不那麼容易成功。
百度的問題在於無人監督其暗箱操作。
看得出來我的這番話說到了陳沛的心坎裏去了。我感覺陳沛興奮地睜大了眼睛，他問我，那照你說什麼製度能與百度的格局完全不一樣呢？
我想由一件事例出發對陳沛講清楚我的想法，但發現在商業領域很難找到合適的例子，於是我就從政治領域找了一個事例進行類比。
這個事例就是美國的“水門事件”12。與商業競爭相同，政治競爭也是有其約定俗成的規矩和倫理底線的。美國這個國家，每過幾年兩黨競爭白熱化就要吵鬧一番，但這個國家不會因此分裂，反而很有凝聚力。因為政治競爭是有規矩的，競爭吵鬧都不要緊，但誰壞了規矩，就會產生整個國家的信任危機。所以，各方都非常尊重這個基本的規矩。我所說的製度，可以是憲法，也可以是企業的信念，其實就是取得公共認同的“規矩”。
從“講規矩”的角度講，尼克鬆的手下在水門大廈的所作所為，與百度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的行為是非常相像的，都是在一場本來應該公平競爭的遊戲中，破壞了遊戲規則，損害了利益相關者的權益，更重要的是，破壞了大家對總統或企業的預期——所作所為壞了規矩。
其實，尼克鬆的行為存在於許多其他國家的政治領域中。很多政治人物都有采取非正常手段謀求私利的動機和行為。但為什麼“水門事件”在美國成了一個建國以來最大的醜聞？就是因為美國擁有三權分立的政治製度。因此，事件發生後，雖然尼克鬆及其下屬極力試圖掩蓋真相，但美國媒體和公眾能夠窮追不舍，眾議院和參議院能夠對總統起訴和彈劾，而最高法院也能獨立於行政權力，公正地審查和判案，是“水門事件”能夠被挖掘出來的關鍵原因。
百度像是重蹈尼克鬆覆轍，隻不過其行為影響主要限於商業領域。百度號稱是互聯網領域的開放企業，在實際操作中卻完全以利益為導向，在諸如三鹿奶粉一類的事件中，追求企業私利，無視消費者權益，且未建立任何權力製衡係統。美國人的總統違反了遊戲規則，美國人民可以將他彈劾下台；若是百度高管或者百度這個企業收受了某企業的賄賂，進而刪掉與其相關的負麵新聞，而消息知情權又關乎公共利益，百度的用戶有沒有辦法製止他呢？沒有。用戶甚至根本就發現不了這種違背行業倫理的行為，也無法進一步質疑百度與李彥宏。就如“水門事件”若發生在其他國家，根本不會有媒體、在野黨、公眾的窮追猛打，暗箱操作便把問題掩蓋了。
挑戰百度要引入“三權分立”機製。
說到這裏，我總結，中搜網若想要挑戰百度帝國，絕不能僅勝於某項技術、幾個人才，而需從整個企業製度取勝，給互聯網用戶一個全新的搜索體驗。要提供這種體驗，突破口就是建立權力製衡機製，將“三權分立”的理念應用到搜索領域。所以，在我看來，一個合理的搜索引擎至少要保證實現以下三方相對獨立的權利。
第一，廣告投放者的權利。隻要不是做維基百科那樣的非盈利產品，盈利模式是搜索引擎提供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在搜索領域，廣告投放是一種成熟有效的商業模式。因此，雖然我們強調搜索引擎必須客觀中立，但要做一個完全不受企業宣傳影響的搜索引擎也是不現實的。企業要獲得長足發展，必須充分保證廣告投放者的商業利益。廣告投放商之所以付費打廣告，就是為了將企業最優秀的一麵展現到公眾麵前，甚至使企業形象相對美化一些。所以，搜索引擎提供者要給付費者留出自由展示的空間。
第二，專業編輯的權利。每個打廣告的企業都恨不得將自己誇到天上去，但公眾更需要獲得相對客觀、全麵的信息，如企業的規模、創始人、競爭對手、行業發展狀態甚至曾經發生過的醜聞等等。這些信息，需要專業編輯按行業規範、準則編輯加工而後提供。專業編輯需要按照標準編輯流程，從專業的角度對所編輯的對象進行客觀地描述和評價，而不需要理會他人是否喜歡自己的表述，或者表述是否滿足公司的客戶。所以，專業編輯的權利可以對廣告投放者形成有效地製衡。
第三，用戶的權利。這種權利被許多互聯網運營商忽視了。它們沒有意識到，在一個開放的領域，用戶本身也是信息的提供者，並且有權利參與遊戲規則的製定。網易有一個口號叫“無跟帖，不新聞”，這個理念非常值得讚賞，很好地反映了上述道理。用戶不僅希望了解廣告投放者的說法和專業編輯的說法，也希望能從其他用戶那裏獲得新的觀察視角。這也應該成為搜索結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重要的信息來源。
如果中搜網能夠建立這樣一個權力製衡的機製，那麼受眾的知情權就不會被少數利益集團所控製了。以三鹿公司為例，假如三鹿奶粉被曝出含有三聚氰胺之後向中搜網投放廣告，為其產品進行辯解，這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一直提倡，若辯解不自由，則批判無意義，任何人或企業都應該獲得為自己辯解的機會。但是獲得辯解機會並不意味著出現一言堂的情況。因為中搜網的專業編輯會將新聞媒體提供的信息及時地發布到搜索結果裏，公眾可以兩相對比，進行公正的判斷。然而人都是有私心的，假如三鹿集團用巨額資金賄賂了某個編輯或者高管，讓他們將所有對三鹿不利的新聞全部刪掉，公眾的知情權又如何保證呢？這時候用戶的評論權就發揮作用了。因為用戶也有自己的發言空間，所以，被三鹿集團傷害了權益的消費者就可以通過發帖、跟帖的形式對三鹿進行聲討。甚至，假如用戶們發現搜索結果中找不到關於三鹿的負麵消息，基本可以判斷編輯收受了賄賂，用戶們就可以進行批評監督，向總編室投訴，乃至公開呼籲其他用戶的支持。
這樣一來，廣告投放者、專業編輯和用戶的權利都可以得到保障，又相互製衡，也避免了搜索結果的失真與失衡，搜索引擎的聲譽也就得到了保證。所以，一個值得用戶信賴的搜索頁麵，至少要包含這三項內容，即付費者的廣告、專業編輯的客觀描述、用戶的評價。這樣一種建立在權力製衡基礎上的技術構架，既能夠保證搜索引擎的長足發展，又可以讓消費者獲得一種更加良好的搜索體驗。那麼，在這個用腳投票的時代，打敗百度還會遠嗎？
陳沛聽我講完以後，雙眼都閃爍著光芒。他說，我以前也朦朧地有一些這方麵的直覺想法，你用“三權分立”這個概念一下子拎清了。
這些日子，我經常關注中搜，也很期待真正有一家中國本土的搜索企業能夠對百度構成有力的挑戰。當然，有力的挑戰者，也許也會喚醒百度真正的反思，那樣的話，對廣大搜索用戶來說總是好事。
從北大商學院冠名的程序正義看大學屬於誰。
中新社北京2008年8月30日電，北京大學與香港上海彙豐銀行簽署協議：彙豐銀行慈善基金向北京大學捐贈1.5億元人民幣，支持北大深圳商學院的發展，而北大深圳商學院則將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彙豐商學院”。這條消息發布之後，媒體頗有議論，大多質疑著名學府被企業冠名，認為有辱斯文，當抵製商業侵擾，不妨稱這一類媒體作“潔身自好”派；為北大辯解的一方，如北大副校長、商學院院長海聞教授則強調“按照國際慣例，學校用冠名的方式表示感謝很正常”，不妨稱他們為“國際慣例”派。
在我看來，雙方都沒說到點子上。“潔身自好”派拔高大學學院冠名的神聖性，顯然片麵。不要說北大的一個學院，就連哈佛大學都是被人冠名的。早先哈佛也是個“野雞大學”，叫劍橋學院，可謂“山寨版”，收了人家一筆捐助就整個改名了。對一個社會來說，鼓勵冠名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機構，可以激勵慈善捐助，產生更多的社會公共福利。當然，社會也不逼迫機構接受以冠名為附加條件的捐助，如果機構接受冠名，便是“願打願挨”。冠名不是特別了不起的事情，假如真有哪個企業願意出錢，我同意他們給我的兒子冠名，隻要不是太難聽，叫個“郭海爾”、“郭聯想”也沒什麼了不起——關鍵是，價錢得足夠打動人，我想我們家庭會議能夠通過。
至於“國際慣例”派，我想，有著豐富國際經驗的海聞教授，這次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誤讀了“國際慣例”。國際上的學術機構尤其商學院可以被企業或者企業家冠名的確不錯，但關鍵之處在於冠名需要經過特定程序。大家恐怕都聽說過李嘉誠和港大醫學院的事情。2005年5月7日，香港大學宣布獲李嘉誠先生及李嘉誠基金會承諾給予港大10億港元捐款；5月18日，港大方麵建議將醫學院命名為“李嘉誠醫學院”以表彰李嘉誠先生及其基金會的慷慨捐贈，並獲校務委員會一致通過。此決定曾引起醫學院校友的關注及反對，於是又被反複討論，且經過了重新表決。最後，香港大學醫學院直到2006年1月1日才正式被命名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請注意這幾個日期，在李嘉誠確定捐款之後，曆經半年多的討論並履行民主程序，冠名才被確定，才具有合法性。
為什麼一個冠名要搞得這麼複雜呢？
因為，一所大學不是大學校長、副校長的私產，校長、副校長隻是校董會聘請的經理人，而校董會要對一個學校長久的聲譽負責任，要對廣大校友負責任。如果一個學校做了不得體的事情，直接損害學校聲譽，損害的就是全體校友的利益——因為他們早先的教育投資貶值了。所以，當一項伴隨冠名附加條件的捐款到來時，一所有榮譽感的大學，總需先公布動議，經過包括校友會在內的各方的充分討論，判斷接受這筆捐款是否值得。這樣的決策機製，才能保證做出的決策是以學校的長遠利益和發展為出發點，而不因校領導為任期內的短期利益和政績所驅使，蒙蔽大家、做出錯誤決定。
我們細看這次北大商學院被彙豐冠名，讓我吃驚的不是一個學院被冠名，而是學院接受捐款和被冠名是在同一天宣布的。在此之前，絕大多數的北大教職工、學生和校友對此毫不知情。換句話說，影響麵這麼廣的一個決策在很小的圈子裏就被決定了。沒有經過充分討論，不能保證程序正義，如何保障這個決策是恰當的、符合北大的長遠利益？北大一個學院的冠名換1.5億元，值不值得？冠名之事由幾個校領導就決定了，如何避嫌？幾位操作者與彙豐有無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係？也不能排除校領導出於謀求任期內政績的考慮而積極促進冠名達成。就好像賣地本身是正常的，而中國的基層政府因為缺乏民主監督，各屆班子多搶著在自己任內賣地，能賣多少是多少，完全不考慮未來。而中國重點高校的領導，均為教育部任命，更容易產生負責對上不對下、不顧學校長遠發展的傾向。
當然，北大商學院以1.5億被冠名的事，本質上是“北大人”的事，廣大北大校友如果不操心，我們斷無資格就值不值得的問題插嘴。需要指出的，是這背後被忽略的中國高校決策機製的問題。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關，這次的北大商學院冠名事件展現出的決策程序缺失，在中國高校絕不是個別現象，這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憂慮的。大學作為一個開放平台，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是誰？教育部，校長，還是廣大校友？
高校學院被企業冠名是很正常的，是“國際慣例”；不正常的，是類似的事情，在中國的高校被校領導和企業一“勾兌”就決定了，校友們的聲音完全不起作用。
這一事件可以和另一件事放在一起討論。國內大學本科畢業、赴耶魯大學讀了研究生的張磊，創業成功以後向耶魯大學捐款800多萬美元。按理說，本科時代疊合一個人求學的青春期，應該是感情最深的，但他沒給國內的母校捐那麼多錢。這從一個側麵可以看出，美國的大學和校友關係更親密，國內的大學也許和教育部關係更親密。
向國外大學學什麼？
斯坦福大學是世界公認的最傑出的大學之一。從校齡上來看，與傳統常春藤盟校13相比，它隻能算是西部的小弟弟。哈佛、耶魯等名校都有300年以上的曆史，斯坦福建校才100多年時間。然而就是這個小兄弟，卻以極快的速度崛起了，並大有超越老牌名校之勢。像NBA新崛起的華人球星林書豪14，就是被斯坦福拒絕了才選擇哈佛的，這也從一個側麵證明了斯坦福的吸引力。
斯坦福為何能迅速崛起。
斯坦福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它與美國矽穀的共同進化。20世紀40年代，斯坦福遭遇過一場財政危機。當時學校缺乏資金，而且缺乏很好的融資渠道。同時，學校又有大量的閑置土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如何能讓這些土地生出錢來，成為當時校方考慮的重要問題。可是當年斯坦福夫婦在創立斯坦福大學的時候，為了避免捐贈的土地被濫用，在遺囑裏規定斯坦福的任何一寸土地都不能出售。財政危機中的校長華萊士·斯特林為了解決難題，想到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將土地出租給創業型公司以獲取收益。同時，斯坦福於1951年利用閑置土地創建了斯坦福研究園，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由高校創辦的高科技產業園區，為學校和企業的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斯坦福研究院，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矽穀的雛形。從此以後，斯坦福與社會的合作得到了廣泛的開展，一大批創新型企業被斯坦福師生創建出來，包括著名的惠普、思科、雅虎、穀歌等。
大學與企業，知識與生產力，就通過這種形式被斯坦福無障礙地結合了起來。這是斯坦福崛起的重要原因。學校不再是一座象牙塔，而是與社會廣泛地連接在一起；學生不像桃源中人一樣不問世事，而是積極地參與到社會實踐當中。在接觸工業項目的過程中，斯坦福師生得以真正參與到研發、管理等實踐活動中，而不僅僅是紙上談兵。斯坦福甚至允許學校教授、老師自行創業或在企業擔任職務，隻要能夠保質保量地完成學校的科研和教學任務。這種開放的態度是其他學校所不能相比的。斯坦福的校訓“自由之風永吹”（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很好地體現了斯坦福的開放精神。甚至這種開放精神也反映在了校園建設上：斯坦福校園的外圍是沒有圍牆的，但卻設有大量公共設施，如開設的博物館藏品豐富，收藏有大批羅丹的雕塑，還有醫院、圖書館、遊泳館等資源，都向公眾開放。
雖然斯坦福與商業的聯係很緊密，獲得了大筆的社會捐贈，而且校園非常開放，但這並沒有影響到其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斯坦福的嚴格。李嘉誠給斯坦福捐了一棟樓，他兒子李澤楷在斯坦福讀書，即使這樣，據媒體披露，李澤楷最後並沒有得到斯坦福的畢業學位。
斯坦福自然科學方麵的科研能力之強舉世公認，在此類學科上是唯一可與麻省理工學院相媲美的大學。迄今為止，斯坦福已經培養出了2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200多位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和國家科學院院士，以及14位美國國家科學獎得主。斯坦福很好地把握了與商業合作的藝術和邊界，既可以讓社會力量為學校服務，又能堅持教育倫理的底線，保證學校的聲譽。
斯坦福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然而其對教育——商業防火牆的構建卻一直不遺餘力；國內的名牌大學的校園圍牆倒是建得高聳入雲，然而卻屢屢做出不重規則甚至突破底線的事情。這裏麵的差距值得我們深思。一所大學要真正走向開放，既要與社會和商業進行結合，又要保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如何把握兩者的邊界，是國內大學應該向斯坦福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