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中國人自然要支持華為，認為華為作為一家中國民營企業應該受到世界上其他政府和國家的公平對待。然而到了晚上，我和華為的朋友一起喝咖啡，也講了我對華為的看法，即便他感到華為在世界上遭到了很不公平的對待。華為是民營的開放企業，但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常常把他們和中國政府聯係在一起，認為華為是為政府所支持的、有官方背景的企業。我對這位華為的朋友說：一個企業的文化或傳承的價值觀，應該就像這個企業的旗幟一樣，可以亮出來展示，這個旗幟決定什麼樣的人會接受你，甚至團結在你的周圍。任正非作為華為的領導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他從來不接受媒體的采訪。這也很正常，因為華為過去一直是麵向大客戶的，不是一個麵向消費者日常消費服務的技術型公司，沒有必要讓社會的普通公眾過多地了解和關注華為。即使是中國的消費者都會好奇，華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企業？我有很多同學在華為工作，我還算比較了解華為的文化。但是，就所有公開出來的信息來看，華為傳遞出來的、為我們所知的文化，就是狼性精神，體現了拚搏、義無反顧、爭奪市場的魄力、團隊合作精神，還伴有一定的野性。憑這樣一種精神打天下，和別人爭奪市場，並不是不可。但如果華為想要進入世界舞台、成為世界級企業的公司，唯一可以拿出來的企業文化卻隻是“狼性精神”的話，那無疑會讓人感到非常遺憾。把這種文化擺到台麵上，也會進一步使歐美國家的同行企業甚至普通社會公眾產生情感抵觸。如果一個企業把自己定義成狼的話，那麼當企業到世界其他地方發展，要把誰當作羔羊呢？
華為已經是中國非常卓越的企業。任正非作為一個退伍軍人來創業，帶領他的團隊，占領了中國市場，提出華為要為振興中華、產業報國而服務，這個層次的價值觀在中國經濟平台，用來服務中國市場，麵對中國消費者，已經不低了。但是華為如果要更進一步，從目前的市場成功轉為品牌成功，被世界所接受、成為一個中國人貢獻給世界的環球企業，它就必須重新定位。或者說，華為要認真地思考和總結，企業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一個世界級的企業，如何為世界上的公民服務，如何和世界人類站在一起？這個價值觀如果能被清晰地表達出來，就能使走出國門以後的華為被歐美消費者甚至歐美政府、西方國家同行接受，他們會從內心感到親切，至少可以覺得華為並非“非我族類”，與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觀。
講完這些，華為的朋友沉默了很久。他自己也在想，他所從事的工作，涉及對外公眾關係、政府關係，他需要無數次向國外政府、同行、媒體解釋華為是一個什麼樣的企業，但是他承認，華為在這方麵做得還不夠。因為華為沒有清晰地總結出來，當自己成為世界級企業的時候，可以向世界展示出怎樣的企業使命和價值觀。
現在可以總結，為什麼說，中國已到了提倡價值觀是第一生產力的時候。中國的企業，隻有到了使自己的價值觀能夠跟世界分享、站在與世界各國相同的平台上、能夠為平台貢獻獨特的傳統和文化的時候，才能真正誕生世界級品牌，擁有更大力量。
中國很缺“60年代精神”嗎？
前段時間一位外國朋友對我說，中國現在的社會氛圍與美國的20世紀20年代特別相像。
美國20年代精神與60年代區別何在？
這讓我覺得很驚訝。我問他為什麼不是像20世紀60年代呢？他解釋道，美國的20年代和60年代有一些相同點，都是年輕人追求自由、張揚個性的年代，但在背後有著本質的不同。20年代，一戰剛剛結束，社會財富迅速積累，人們壓抑已久的消費欲望得到釋放，整個社會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20年代的典型肖像是，一個瘦到略嫌病態的美女，穿著貂皮大衣，戴著高檔配飾，手中持一香煙。而在60年代，美國越戰正酣，年輕人反對戰爭，拒服兵役，他們走上街頭，勇敢地表達自己追求和平的願望。60年代的典型肖像是，一個騎著機車的年輕人，穿著滿是破洞的牛仔褲，抽著大麻，騎摩托開遍天涯海角，在帳篷裏和看得上的人白天做愛。因此，從時尚的角度來看，美國20年代的時尚是貴族化的，大家都在追求高檔，時髦的金錢門檻非常之高；而60年代的時尚是平民化的，不需要很多錢也可以很時髦。
這也是中國當下給人的感覺與美國20年代氛圍相近的原因。今天的中國，年輕人都在追求個人解放，追求時尚，但這背後體現出的卻是資本意誌的囂張。如今年輕人認為時尚的象征是名車、名包、名表，最時尚的運動是賽車、打高爾夫等高消費的運動方式，最時尚的表演就是“炫富”。有人調侃道，中國年輕人已經成為奢侈品行業的救星。
喬布斯身上的“60年代精神”
這兩種氛圍的差別，讓我開始思考美國的“60年代精神”到底是什麼，而喬布斯之死讓我對美國的“60年代精神”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很多人都知道，60年代反對戰爭，追求和平，追求個性解放，但我認為這背後有一種反體製的特色，濃縮成一句話就是，“糞土當年萬戶侯”。60年代的年輕人，不把任何一種代表現行體製的符號視為牛逼，不把權力和金錢放在眼裏。在他們看來，誰搖滾玩得好，誰機車開得快，誰能懂哲學，誰才最牛逼的。艾倫·金斯堡就曾自豪地說：“我這件西服五塊錢，皮鞋三塊，襯衣兩塊，領帶一塊，都是二手貨，隻有我的詩是一手的。”
喬布斯身上就有這種強烈的反體製烙印。用保守主義的眼光來看，喬布斯早年的生活絕對是離經叛道。他讀了一學期大學就休學了，工作也是經常換，甚至跑到印度去靈修了一段時間。當他被自己創立的蘋果公司排擠出去之後，竟然還做了一段時間動畫創作工作，並創立皮克斯動畫工作室，大獲成功。最後，在微軟幾乎獨霸全球的時候，他又帶領蘋果挑戰這個龐然大物，而且幾乎顛覆了數碼產品的銷售模式和整個移動通信行業。這種無視成規的顛覆性思維是從哪兒來的呢？我覺得可以在美國“60年代精神”裏找到答案。
在喬布斯身上體會那種60年代精神氣質，讓我對資本主義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資本主義內部並非一直風平浪靜，即使在資本主義最完善最成熟的美國，也一直有內部的反對力量在跟它叫板。在好萊塢著名電影《阿甘正傳》裏有兩個標誌性的人物：阿甘和珍妮。阿甘是資本主義中保守主義的代表，誠實，認真，努力做事，不理會複雜的道理，就像小布什、巴菲特這類人物，勤奮而又缺乏創造力，但老老實實地做自己能夠理解的事情；而珍妮是資本主義中的反叛者，浪漫，奔放，私生活亂得一塌糊塗，永遠不倦地探索未知，就像喬布斯一樣，一直在反抗現行體製，甚至最後都一樣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病。有意思的是，如同一個隱喻：阿甘這樣一個代表資本主義保守價值觀的角色，卻會深深地愛上珍妮這樣一個叛逆者，阿甘自己承認，“我不是很聰明，但我知道什麼是愛。”這使我想到，或許資本主義並非隻是理性的自我積累，它也需要追求個性，追求張揚。一個完全由保守主義價值觀構成的資本主義是不完整的，它也需要想象力來彌補自己的空缺，需要叛逆精神來平衡其保守傾向。資本主義的這種反饋特性，在喬布斯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喬布斯以一個體製叛逆者的身份和獨特價值觀挑戰資本主義體製，最後反而充實了這個體製，令整個資本主義體製變得更加穩定。
中國也曾有過“60年代”。
中國也曾經出現過類似“60年代精神”的社會氛圍，大概就在20世紀80年代，盡管隻是曇花一現。那也是一個“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時代，沒人對金錢和權力有多大的敬畏感，才華高低是判定一個人牛逼與否的標準。一個工人都可以跟你討論費爾巴哈、黑格爾。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找不到那種感覺了。美國有喬布斯，中國有誰呢？無論馬化騰還是李彥宏，都好像帶了一張撲克臉（poker face），沒有個性。而這些麵無表情的乖孩子，是中國今天最成功的人。一方麵，社會底層存在非常強烈的叛逆情緒；另一方麵，中國的實際指引價值體係卻非常保守——誰有權有勢誰牛，即便是那些不滿的人，也並非信奉“糞土當年萬戶侯”，而認為“大丈夫當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
後來還有新聞稱，寧波將斥資5000萬培養1400名“喬布斯”，那種有錢就有了一切的狂妄，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支撐喬布斯的精神氛圍，再多的錢也堆不出一個喬布斯。今天的中國商業，已經越來越淪為資本的遊戲，沒有絲毫創造力，這既是中國經濟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劇。
我在美國的時候跟一些學者有過交流，他們中不止一位自豪地告訴我：“我是60年代的人，‘60年精神’決定了我今天的精神氣質，並支撐起了我一生的事業。”這讓我十分感慨，美國的“60年代精神”在半個世紀後依然興盛，而中國的80年代早已煙消雲散。這其中的差別，值得國人深思。
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裏，但我知道我們都麵臨選擇，於丹愛說的那句話，在很多情景下其實並沒有講錯：很多問題並沒有一個客觀的答案，“要問你的內心”。
如何讓中國有更多的“民族品牌”
要說彙源果汁，恐怕很多中國人都知道。要說這個公司是幹什麼的，點破了，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特簡單，就是從外麵買來成桶的果汁，再裝進一個個盒子裏，盒子上貼著一個標簽“彙源”，就拿到街上賣。
這事兒你說簡單吧，也不是誰都能幹，我去買幾桶果汁，也學著裝在盒子裏，貼個標簽“宇寬”牌，在街上扯破嗓子喊，人家也不買。這種奇妙的力量就是品牌的力量，它是使人們對一個產品產生信賴的東西。
締造品牌是一輩子的事。
品牌這個東西這麼好，那咱們可得珍惜啊，所以一聽說可口可樂開出100多億的價格要收購彙源，咱們廣大人民群眾不答應了，據說網上80%的網友都反對。這種質樸的感情其實也很好理解，就好像我們中學的時候，要是班上一個漂亮女孩，被別的班的男生給泡上了，大家都看不順眼，肥水不流外人田啊。為這種事都能打起來，哪怕跟自己八竿子打不著的男生，也摩拳擦掌。但大多數人意識不到的是，品牌這個東西和美女不一樣，美女主要是天生的，品牌這個東西主要後天培養的，所以美女資源是供給剛性比較強的，就像樹上的桃子，就掛那麼幾顆，給人摘走一個少一個；品牌這個東西就像韭菜一樣，隻要肥料足，越割越長。
這要從品牌是怎麼產生的說起，要締造一個品牌可不簡單。除了打廣告，賺吆喝，守住一個品牌可是兢兢業業的事情。得十年如一日，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廠房窗戶得關嚴了，什麼時候別人在你果汁裏喝出一顆老鼠屎，這品牌就歇菜了；得讓員工心情舒暢，哪個人心裏不爽，往你果汁裏倒點兒機油，品牌也完蛋了；還得把每個環節都盯緊，哪個采購員收點兒回扣，在果汁裏兌點兒糖水，遲早你也得露餡。盯住一條流水線都夠嗆，更不要說企業做上了規模——成千手千眼觀音都不夠用，真是天天得求神拜佛，別哪個地方出了岔子。而且，自己還得和欲望、誘惑作鬥爭，時常天人交戰——是眼下多賺點兒，撈到口袋裏就行，還是為長遠的品牌負責？比如“冠生園”，這麼老的字號就是沒抵住誘惑，拿回收餡兒再包月餅，心想反正別人也不知道，吃也吃不死人，結果一被披露，再也翻不了身了；最近的三鹿奶粉也是一個道理，打了這麼多年廣告，一下子翻了船。品牌這個東西就是多年積累下來的信譽。積累如同針挑土，破壞如同水推沙，最難就是一直堅持下來。所以，就像毛主席說的，人困難的不是做好事，而是一輩子光做好事，不做壞事。
締造品牌實在太艱難了，太累人了，所以很多人做生意不願意在品牌上下功夫。比如我們現在時髦的山寨手機，就很想得開，下那個本錢幹嗎？現貨現錢，賺一筆是一筆，打一槍換個地方。我們很多企業有訂單就開工，沒訂單就睡覺，這種沒心沒肺的生意模式也挺快樂，手裏有現金流就不要操心明天的事。
如何有效激勵打造民族品牌？
說到這裏，打造民族品牌的問題，就還原成了如何讓我們民族形成一種氛圍，讓大家心甘情願地受那份辛苦，操那份心，在品牌上長久持續投資。那些為民族品牌流失憂心忡忡的網友們，該想一個問題，怎麼能讓更多的人願意為打造我們的民族品牌出力呢？問題核心就是如何激勵這些人，使他們能夠咬牙吃苦，抵禦誘惑。簡單的辦法就是給榮譽，就跟20世紀80年代表彰萬元戶一樣，掛個大紅花，拖拉機拉著，敲鑼打鼓，縣城兜一圈，讓大家看著，看看，多光榮！不過，這一招現在好像不靈了。
再就是給政治待遇，評個全國勞動模範，進人民大會堂和中央領導合影。那更體麵、光宗耀祖了。再級別高一些，使其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每年能行使一下神聖的權力，這種激勵也夠分量了吧？但好像在激勵企業家精神方麵，這些辦法長期效果不佳，幾個曾經烜赫一時的品牌，如牡丹電視、伯樂冰箱、春蘭空調、大白兔奶糖，當年的廠長經理這些榮譽也都得到了，企業還是越辦越差。
相比之下，最有效的激勵倒是來自市場的激勵。彙源的朱新禮這麼多年來小心謹慎維護品牌，我相信不是因為他比冠生園的老總情操高尚，而是因為他對自己打造的這個品牌寄予厚望，能夠克服眼前蠅頭小利的誘惑，期望將來賣個好價錢。上市就是一種賣法，把自己的股份稀釋，賣給投資者；而假如一個公司以比證券市場更高的溢價來購買，綜合對企業未來前景的判斷，隻要覺得值，又何樂而不為呢？
這次收購想必會讓很多人尤其是同行眼紅，中國搞果汁的也不是彙源一家，大家看著，朱新禮這老小子發了，一個品牌撈了幾十個億，這十幾年可沒白幹。眼紅是最好的動力，榜樣就是無窮的力量，大家從朱新禮身上看到耐住寂寞締造品牌終會收到市場的豐厚獎賞，企業家就能抵禦住短期利益的誘惑，為締造品牌而長久努力。
我們中國人腦子不比別人笨，改革開放三十年，資本也有一定積累，再加上這麼多愛國網友對民族品牌的熱愛，還怕搞不出幾個像樣的品牌嗎？倒是我們為了保護民族品牌不讓國外公司收購的“寶貝”，如伯樂冰箱、春蘭空調，嗬護了很多年，今天不知道還在哪裏？
和台北“的哥”聊管製。
新到一個城市，通常你所能發現的最熱忱的交流者，大概就是計程車司機了。台北的計程車司機，服務優質，不僅禮貌得體，而且幾乎從不會給你繞路，即使一聽口音就知道你是大陸人。和他們聊天也許你最能了解普通人在想什麼。
最近一次和一個台北“的哥”聊天，是在從西門町搭車到考試院附近我住處的路上。他叫陳國豪——“國豪”、“國才”都是台灣特別普通的名字，那天恰是“2.28”周年紀念，中正紀念堂到“2.28”公園這一帶政治氣氛都很濃。我們的談話，自然聊到了政治。他對台灣政治好像很不滿意的樣子，跟我說：“太民主了也不是個好事，你看我們台灣這些領導人啊都沒本事。”這樣的觀點，我在台灣聽到不止一次，不過還是很想了解出租車司機為什麼覺得民主不好？於是我問他，此話怎講。
他抱怨說，領導人都是光會講好聽話，一點都不管事。他所說的“不管事”，是指台灣取消了出租車限額製。現在，任何人隻要找不著工作，隻要能買得起一輛車，就可以申請個出租車牌照上街運營，也不用為執照交錢。這樣，門檻很低，台灣當出租車司機的人就太多了。陳國豪不爽的是，出租車這個行業好像競爭越來越激烈。他今年28歲，開出租車有3年了。“賺不了多少錢，這樣一天幹上12個小時，一個禮拜幹6天，辛苦得要命，1個月也就賺個6萬多（大概人民幣1.3萬元左右），隻能湊合養家啦。”他講的是實話，台北市常駐人口隻有280萬，出租車就有3萬多輛，再加上台北縣、桃園縣這些鄰近地區的記程車也都可以來台北市運營，台北出租車的密度實在相當高。在台北市區，幾乎閉著眼睛，隨便一招手，就會有車停下來，甚至有時會發現路邊停著不少似乎主人在休假的出租車。這是在大陸的城市裏幾乎不會遇到的景象。在北京和上海，出租車幾乎24小時都在街上奔波，而乘客還經常在路邊站上十幾分鍾都攔不到一輛空車。而且，台灣出租車的價格相對於工薪階層的平均收入水平來說也不算貴，起步價換算成人民幣大概14元。
我正想到台北和大陸的比較，國豪就表現出了對大陸的興趣：“在北京或者上海開計程車應該很好賺吧？”我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們公會的人講的，聽說上海差不多2000萬人，才6萬輛出租車，是麼？”他說的“公會”是民間組織——台北記程車公會。我記不得準確的數字，不過按照記憶我告訴他，“大概差不多吧”。也許國豪覺得自己的想法被印證了，有些得意：“那還不賺翻了！”不過轉念這種對比更讓他覺得失落：“我們台灣這些領導人啊，計程車都這麼多了，還在發牌照，也不知道腦子怎麼想的？一點都不會管。”
這讓我覺得有些好笑，我問國豪：“你知道在上海或者北京，一個司機每個月要給公司交多少錢麼？”國豪看來不知道：“我們一個月也要給公會交大概600塊吧，公會就替我們爭取一些權益，我們從入這行開始，大概要交6年會費，以後就可以不交了。你說的公司，要收多少錢啊？他們幹些什麼啊？”“他們基本上什麼也不用幹，坐在辦公室裏數錢就可以啦。你知道每輛出租車一個月要給公司交多少錢麼？”國豪已顯出驚訝的表情。“換成台幣大概——”我心算了一下，“四五萬塊吧”。國豪已經驚得嘴都合不攏了，這顯然是他公會的朋友沒有告訴他的。“那為什麼不自己買一輛車，自己當老板呢？我們台灣的司機現在除了還有一些集資入股的計程車合作社，都自己是老板，現在車也不貴啊？”我接著告訴他：“其實大陸的出租車司機，大多數也都是自己花一大筆錢買車。不過即使自己買車，也還是要給出租車公司交這麼多錢。”國豪已經覺得難以置信了，頭搖得和撥浪鼓一樣。為了讓他安心開車，我隻好跟他進一步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