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剛才所推崇的大陸的管製措施，把出租車牌照控製得非常緊。這樣的結果是，隻有少數有關係的人開的公司才能獲得牌照，很多人想當出租車司機，但不能像台灣這樣，自己去交通局申請一個牌照，所以不得不到那些手裏握有牌照的公司下麵打工。這些公司，自然就可以以他們的壟斷地位，設立高額的租金，坐著收錢。這導致的後果是：第一，大陸這些大城市，出租車很少；第二，出租車司機賺得很少，而且工作比台灣司機辛苦得多，每天大概14個小時跑在路上是很正常的，而且幾乎沒有休息日，因為每天都要交份兒錢，他們沒有周末的概念，乃至生病都不敢休息；第三，出租車價格相對於大陸人的收入水平來說顯得很高，而且因為供給不足，打車常常比較難；第四，因為打車貴、打車難，所以很多上班族都買私家車，私家車多了，市區交通就更容易堵塞；第五，因為市區交通不好，出租車司機就更難賺錢，而且因為被剝削得太厲害，願意當出租車司機的人就更少。更可悲的是，很多出租車司機認識不到這背後的邏輯關係，覺得自己之所以這麼苦，還是因為出租車太多，要是能把牌照控製得更嚴一些，自己才能喘口氣，殊不知越一照難求，出租車公司就越奇貨可居，他們壓榨司機的談判資本就越強。反過來，倒是台灣，放開記程車車牌照，既幫助解決了社會就業問題，老百姓也得到了實惠，計程車司機給自己打工，還比較自由，這樣好像更符合“公正、均富”的社會理念。
說到這裏，國豪好像是理解了：“喔，我原來還想能不能到上海去開計程車呢，聽你這一說，我還是安心在台北幹吧。”
到我住處的時候，國豪對我表示感謝，他告訴我，今年暑期的時候，他準備一定要到大陸去看一看。
一場關於“熱錢”的中國癔病。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夏天的一天，老張上班帶著口罩，別人問他這麼熱的天你帶著口罩幹嗎呀？他緊張地說，你沒看電視麼？現在流行一種很厲害的“蠕蟲病毒”，會傳染啊。
這個笑話有些讓人笑不出來的地方，那就是普通老百姓常常會被究竟是什麼都沒搞清楚的東西嚇得半死。而對於2008年那些被中國大陸股市、樓市搞得痛不欲生，“財產性收入”都變成“財產性損失”的老百姓來說，最可怕就是一個叫作“熱錢”的怪獸。
“熱錢”這個怪物。
這大概是一些學者和媒體的功勞。如果要評選中國2008年的關鍵詞，相信“熱錢”一定會入選。翻開報紙，你會看到這樣的醒目標題：“萬億美元熱錢遊走中國釀危機”；打開電視，一個頭發灰白的著名海龜教授緊皺眉頭地告訴大家，中國當前最可怕的敵人是“熱錢”（有時候被稱作“虛擬資金”），根據他的學術研究，這是國際敵人“遏製中國的陰謀”，“這些錢如果湧入產業市場，大肆收購製造業資本，將直接衝擊中國的經濟安全”；還有學者熱誠地提出建議，“應當從國家利益的大局出發，針對‘熱錢’問題專門出台具備追溯力的法規政策，對‘熱錢’形成‘關門打狗’的圍殲之勢，將曆史上的外逃資金以及‘熱錢’的不當得利收歸國有，徹底打擊‘熱錢’、投機資本搞亂中國經濟的囂張氣焰”。照這種氣勢，大概隻有效法我們的先人，家家戶戶放炮竹，在門口插茱萸、灑狗血，才能趕走“熱錢”這個怪物。
但是趕走這個怪物好像也不對。在這種恐懼下，我們的政府自然沒有閑著，一會兒說“警惕異常跨境資本的加速湧入，國家外彙管理局開始從各個層麵圍堵缺口”，已經“發現了大量異常資金”；一會兒又說“嚴密監控，防止熱錢流出”——忙得不亦樂乎，好像在和一條有鼻子有眼、要在中國進進出出的惡龍搏鬥；更有專家發表高論，“既要防止熱錢流入，又要防止流出，因為兩者對經濟都有危害”。
既然已經進來了，而且趕走又不對，隻有聽天由命了。中國經濟體看來已經被“熱錢”這個妖怪附體了，就像我們過去認為“妖怪附體”會發羊癲瘋口吐白沫一樣，這很能解釋中國股市為什麼會創下全球股市跌幅最大的世界紀錄。
哪張鈔票不是“熱錢”
在追究“熱錢”的危害之前，我們不妨先試著給“熱錢”下一個定義。“熱錢”有一種定義廣為人知：“隻為追求最高報酬以及最低風險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迅速流動的短期投機性資金，便是‘熱錢’。”但對這個定義稍作推敲就會令人產生疑惑——過去土財主把錢換成金元寶埋在地底下不提也罷，當你看到中國的銀行發行年利率百分之五點幾的債券老百姓都會排隊購買的時候，你就會明白，哪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貨幣不是在追求“最高報酬以及最低風險”呢；哪個貨幣的持有人不是在尋找令本金安全並能避免通貨膨脹的避風港呢？至於“迅速流動的短期投機性資金”更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怎麼定義迅速和短期呢？一天時間算迅速，還是一個月或者一年算迅速？而且，投資是一種依賴對局勢作出適時判斷的行為。一個外國基金經理買入一隻中國股票，最初也許設想這個公司將有十年會持續發展，準備長期持有這隻股票——想必這樣流入的資金不該被算作“熱錢”。也許過一段時間，他發現產業形式發生了變化，或者這隻股票價格有一次比較大規模的波動，於是他的判斷產生了變化，決定套現這隻股票。那麼，在他腦海中作出決策的一刹那，難道錢就變“熱”了？
如果我們這樣定義“熱錢”，那我們既要大力吸引外資，又要防止“熱錢”流入的唯一辦法，就是規定外國投資者需要每天向我們的外彙管理局彙報自己的投資意向，看投資者是不是想“短期”、“迅速”套現，一旦有這個傾向，就封鎖賬戶，驅逐出境。要想保證收到的彙報真實準確，恐怕還得在每個外國投資者腦袋上裝一個測謊儀以防他們撒謊。
奇怪的是，中國的外彙管製措施之嚴格是位居世界前列的，而且中國證券市場沒有做空機製。比起那些對衝基金之類的金融工具應用高度發達的國家，中國的金融開放程度還處於很低的水平，為什麼那些金融更開放的國家反而不害怕“熱錢”呢？現在全世界大概隻有中國人對“熱錢”的話題如此熱衷。將“hot money”作為關鍵詞，用Google（穀歌搜索引擎）搜索，得到的幾乎全是關於China（中國）的文章，怎麼“熱錢”這個妖怪專門跟咱們中國人過不去呢？莫非它看中國人錢太多了眼紅？有專家告訴我們，這結果是由人民幣升值造成的。但依據Bloomberg（彭博通訊社）的數據，2007年，澳元對美元的升值幅度是10.86%，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升值達20.18%，與此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僅升值6.87%。2008年至今，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升值相較人民幣也更強勁。但我們卻沒聽說人家巴西、澳大利亞為“熱錢”一驚一乍。
更奇怪的是，在我們連“熱錢”是什麼東西、如何定義都說不清楚的時候，居然已經有專家學者很嚴謹地算出來，國內“熱錢”目前高達1.75萬億。
“熱錢”恐慌背後的社會心理。
這種對“熱錢”的恐懼，形成了一種有壓力的社會氛圍。我曾經安排一位記者去采訪一家投資公司的老總——大概是我沒交代清楚——老總被我們的記者嚇壞了，花了半天時間辯白自己是投資、不是投機，生怕別人把他的錢和“熱錢”聯係在一起，要跟“熱錢”劃清界限。
定義什麼是“熱錢”，就像要規定人的三圍達到何數值才能被定義為“美女”一樣，是沒有意義的偽問題。但是，討論一個投資市場的資金熱度卻是有價值的。在我看來，資金的熱度就代表投資的活躍程度，而哪裏的投資機會更多，哪裏的投資基金自然更活躍。那麼，哪裏的投資機會更多呢？答案是，市場經濟越不完善、信息越不對稱、價格越被扭曲的地方，投資機會越多。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如果市場總是有效率的，我將會流落街頭，沿街要飯。”這蘊含著一個道理，當市場完全有效的時候，再聰敏的投資者也無所作為，整個市場將分享平均的增長利潤。而當市場局部失效、價值規律被扭曲的時候，對於價值發現者來說，恰恰蘊藏著投資機會。
外資想來中國投資水務產業，是因為中國國內定價違背了其市場價值；中資公司到蘇丹去投資石油也是同樣的道理。任何投資者的“熱錢”總是熱切地流去那些被忽略的價值穀地，並填平它。在這個意義上講，“熱錢”是完善市場秩序的開路先鋒。甚至可以說，拒絕“熱錢”就是拒絕市場經濟的同義詞。
為什麼，作為褒義我們會稱讚某地是一片“投資的熱土”，而“熱錢”卻成了我們眼中的魔鬼呢？很多人喜歡舉經濟泡沫過後伴隨長時期蕭條的案例，來說明“熱錢”撤走帶來的危害，卻很少有人去想，某個地區繁盛熱鬧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因充滿樂觀情緒而掩蓋了深層次問題，最後出現經濟衰退也有自身內部原因。與其說“熱錢”是罪魁禍首，不如說“熱錢”自己也是被忽悠的冤大頭。就好像一個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短期的股價也許會受炒家一定影響，長期的走勢，卻一定是決定於公司自身質量的，如若暴跌一定要從自身找問題，不能怪到炒家身上。假如它自己是一個沒有問題的好公司，炒家拋掉它，不是給別人便宜撿麼？
遺憾的是，這樣簡單的道理，卻未被發現。如果我們把中國比作一個超級大公司，當它業績下滑、市值下降、投資者逃離的時候，我們不去發掘這個超級大公司自身出了什麼問題，而得出“都是‘熱錢’惹的禍”的結論，豈不荒謬。
“熱錢”是怎樣“熱”起來的？
下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假設我們身邊存在“熱錢”，這些錢是怎麼“熱”起來的呢？前麵說到，任何人都期望自己手裏的錢能保值增值，假設一個國家的銀行基本利率每年10%且物價穩定，那麼大多數人最簡單的反應，就是把錢存在銀行裏睡大覺。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人都“無產”的狀況。“無產者”不用擔心資產貶值，因為他們反正什麼都沒有；“有產者”有了“產”就多了煩惱，擔心自己辛辛苦苦掙下的資產貶值。像老鼠感到不安全的時候會頻繁搬家一樣，人也總想把自己的資產放在可靠的地方，不期望升值，至少要保值或者少貶值——這種不安全感越強，尋找相對安全的地方的投資衝動就越強。
依此標準，通貨膨脹率越高、貸款越困難、實際貸款利率越高、存款利率越低的國家，老百姓的不安全感就越強，想尋求穩妥的投資途徑的衝動就越強。如果今天的一塊錢，明天就成八毛了，大家都像泰坦尼克號上乘客一樣了——心裏不慌的是少數，而這個國家的錢就被“加熱”了。
至於一個國家為什麼會搞得通貨膨脹高、貸款困難、實際貸款利率高、存款利率低，這是一個國家經濟體運行效率的問題，根子還是要從自己身上找。我們應該向日本學習。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出現大量研究文章沉痛反省日本自身的體製性問題，尤其是對“日本模式”進行了深入反思和揚棄，很少有人把問題往國際“熱錢”上推。這種擔當勇氣和自省精神才是真正強者的姿態。
抓“熱錢”和獵女巫的共同之處。
中國這場搜索堵截“熱錢”的宣傳戰爭打得如火如荼，我卻不由聯想起歐洲中世紀的獵女巫運動（witch-hunting）。那時，善良的人們都緊張地瞪著眼睛四處張望，看鄰居老太婆在幹嗎。一些學者更是興奮地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為獵女巫尋找學術根據。比如當時有名的政治理論家博丹（Jean Bodin），1580年出版《巫師的魔鬼術》一書，為他帶來巨大的聲望和收益，當時的人們都把他當作“最有良知”、“最敢講真話”的學者。按照學者們的描述：女巫們是一個邪惡的、有組織的團體，她們的儀式模仿天主教儀式但是程序顛倒；女巫們平時聚會叫巫魔會（Witches’sabbat），往往三更半夜，全身塗抹特製油膏，赤身裸體聚集在一起，在會上舞蹈、宴飲、吞吃小孩、策劃在人間製造災難。不幸的是，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嚴刑拷打下的“女巫”供詞的完全吻合，更證實了人們的憂慮。據曆史學家考證，僅1575至1590年間，法國洛林省之宗教法庭裁判官雷米就燒死了900名“巫師”。可以想象，他在當時一定被當作英雄，倍受人民愛戴。有些可憐的女人，就因為家裏有一把被人懷疑能飛的掃帚，養了隻黑貓，或者向鄰居借了把調羹、次日鄰居小孩恰巧便得病了，就被舉報為女巫，給送上了火刑架。在我們看來，那是一場可悲的群眾性歇斯底裏，甚至愚蠢到可笑，但為什麼那個年代關於女巫的一切被幾乎所有人相信，而且延續上百年呢？
究其原因，這和當時人們的理性思維能力有關。那時的歐洲，天主教神學是主導意識形態，因此“魔鬼說”思想大行其道，人民的思維水平沒有經過啟蒙尚處在混沌之中，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能力也很低——大家都認為世間萬物為神所創。再加上當時的社會又很不安定，英法百年戰爭（1337年——1453年）帶來生靈塗炭，戰亂伴隨著農作物歉收、大饑荒以及黑死病和鼠疫的流行。人民處在恐懼之中，而“全能”的教會和教士們又無力幫助人民，想要轉移民眾注意力，告訴人們這些災難都是由女巫的邪靈帶來的，是最簡單的辦法。
此外，有關獵女巫的另類解釋，據我梳理還有三種。
一種女權主義的解釋是：疾病流行的年代，醫師們生意很好，而那時候的歐洲也和中國差不多，各家有些秘方，熬些草藥，有些也真的管用，一些男醫生便趁機以抓女巫為名散布謠言，打擊女醫生，借她們家裏有瓶瓶罐罐的配藥將她們指為女巫，起到消滅競爭對手的作用。
第二種是有關色情變態狂的解釋：那時候高度保守，平時連女人的大腿都看不到，所以性壓抑導致的變態狂很多。而審訊女巫有一項特權，就是把被逮捕的女子剝得一絲不掛，除頭發以外的其他體毛都剃除——據說這是為了便於尋找可以確認有妖魔附身的黑痣與斑點等等，然後再用鐵絲把女子綁在拷問台上，由拷問者用針刺其全身，尋找“惡魔的痕跡”。幸虧那時候沒有攝像機，這簡直和變態狂的色情電影一樣。當時，城市和鄉村中任何女子隻因長得漂亮而招人妒忌，或因態度高傲而得罪了求婚者，一封告密信就能把她送上絕路，一些禽獸的變態樂趣也得到了滿足。我相信，很多道貌岸然的審判官都把審訊漂亮女孩子當成了一項福利。
還有一種“梁山版”解釋：當時的裁判官燒死“女巫”以後，可以把她的財產“充公”，舉報者也可以分一大筆好處，這樣廣大人民群眾舉報“女巫”的積極性就特別高，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樂趣差不多，不少富有的單身寡婦因此成了火刑架上的冤鬼。
總而言之，以正義的名義，這幫家夥幹出了最邪惡、最荒唐的事情。
可悲的是，那時候的歐洲老百姓自己沒有思考這種複雜問題的能力，那些“博學又有良知”的學者告訴他們的道理，總是很容易被相信。每當發生各種各樣的災禍時，稍加引導人們便堅信是邪惡力量在作祟，身邊的人被邪靈附體。如果發生了一場地震，今天的我們會理解那是地殼變化引發的，但500年前的歐洲人卻很容易相信是女巫作祟——如果不是有女巫做法，為什麼好端端的，大地會抖起來呢？
今天，人們把中國經濟遇到問題的原因，歸為“熱錢”作祟，同樣反映出這種茫然和認知能力不足帶來的恐懼。中國經濟的走勢，恰巧給很多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帶來了尷尬——他們在幾個月以前還告訴大家，中國股市逢“黃金十年”、“直上8000點”，要讓人民群眾有“財產性收入”；在地產商組織的論壇上，收了紅包的他們告訴大家，“房價還要漲”、“2008年國內樓市無拐點”——沒多久現實就抽了他們一記耳光。他們沒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把問題推給“都是熱錢惹的禍”是最簡單的做法。這樣，他們收了紅包還不用擔風險——當房價上漲的時候，他們可以告訴大家，早就說“熱錢”要把房價炒起來，現在買不起房了吧，你們相信了吧；房價下跌的時候，他們又可以說，你們看，“熱錢”一撤走，房價就下跌了，早就告訴大家熱錢可怕吧，現在你們相信我厲害了吧！反正麵對腦子不好用的人，話總能說圓。
遺憾的是，中國老百姓也和500年前的歐洲人一樣，某些方麵的理解力不足。全球化把世界連成了一體，但什麼彙率、QDI、CPI實在還是太神秘了，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理解複雜的金融現象比500年前的歐洲人理解地震和森林火災還要困難。於是，當有人以專家或學者的姿態告訴他們，有一個魔鬼叫作“熱錢”，是從國外來的，中國經濟出問題就是它搞的，中國老百姓便很容易相信。
而有一些人，尤其是某些政府官員，自然非常願意接受憂國憂民的學者們關於“熱錢”的研究成果，並添油加醋渲染這個臆想出來的魔鬼的威力。再也不會有人說官員屍位素餐了，他們給自己找到了很多事情做——至少讓老百姓相信他們在做很多事情——進而把自己包裝成和魔鬼戰鬥的勇士，讓老百姓更加愛戴他們。
聽著“熱錢”這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中國老百姓暫時忘記了自己錢包的損失，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幸虧我們有這些中國金融安全的忠實守護者，要不然我們還不知道有多慘呢。當然，還要感謝那些“最有良知”的學者，要不是他們提醒我們“熱錢”的狼子野心，我們現在還蒙在鼓裏呐。
不過，這種恐慌遲早會消退，我相信若幹年後研究“熱錢”的一定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社會心理學家，這真是個絕好的課題，就像美國漢學家孔力飛的大作《叫魂——1768中國妖術大恐慌》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