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者與伊斯蘭主義者盡管同為沙特阿拉伯民眾運動的主要派別，然而相互之間分歧甚多。80年代末，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圍繞現代性和伊斯蘭教展開激烈的爭論。伊斯蘭主義者猛烈攻擊自由主義者褻瀆沙特社會的信仰理念和基本價值觀，領導了一次全國性的抵製自由主義和世俗化傾向的文化和社會運動。海灣戰爭期間，自由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分別從各自的立場出發，表達促進社會政治變革的願望和要求。1990年11月，自由主義者在利雅得舉行婦女駕車的示威運動，伊斯蘭主義者則將婦女駕車的示威運動視作對伊斯蘭習俗和伊斯蘭法律的挑戰，要求政府懲處參與駕車示威的婦女。同年12月，自由主義者在向國王法赫德遞交的請願書中，質疑瓦哈卜派歐萊瑪在宗教裁決過程中的特權地位，引起沙特阿拉伯國內教界和伊斯蘭主義者的普遍不滿。
官方的統治政策與民眾的反抗模式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係。海灣戰爭之前，自由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普遍持相對溫和的政治立場，試圖通過與沙特家族的廣泛合作實現政治的變革和社會的進步，而沙特家族亦對自由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表現出相對寬容的態度，試圖尋求自由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的支持。海灣戰爭無疑是沙特阿拉伯政治變革進程的重要分水嶺，沙特政府與西方國家的軍事合作引發沙特民眾的普遍不滿，沙特阿拉伯國內的反美情緒空前高漲，沙特家族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巨額的軍費支出，亦加劇了沙特阿拉伯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諸多矛盾。針對國內日漸高漲的不滿情緒，沙特政府對自由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發起的民眾政治運動實行高壓政策，嚴厲打擊伊斯蘭主義政治請願運動，並監禁包括“覺醒派謝赫”薩法爾·哈瓦裏、薩勒曼·阿烏達和納賽爾·歐瑪爾在內的諸多遜尼派伊斯蘭主義反對派領袖。沙特政府的高壓政策，導致民眾政治運動的激進化傾向，暴力恐怖活動呈上升趨勢。1995年11月和1996年6月，利雅得和胡拜爾地區相繼發生暴力恐怖襲擊，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激進傾向的伊斯蘭主義運動威脅著沙特王國的政治穩定，以倫敦為基地的現代伊斯蘭主義組織又挑戰了沙特家族政權的合法性地位。迫於國內外的政治壓力，沙特政府於90年代末開始調整統治政策，試圖通過吸納和收買的政策，利用持溫和立場的宗教學者的影響力來引導國內民眾的思想和情緒，進而打擊持激進立場的極端宗教勢力。民間宗教政治的主流派別“覺醒派謝赫”接受政府的安撫政策，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仇視西方的激進態度，西方的自由主義和人權思想在沙特社會廣泛傳播。麵對激進派伊斯蘭主義的挑戰，沙特國內的諸多政治群體普遍希望維持王國的穩定和發展，試圖通過溫和的改革運動來避免沙特社會陷入動蕩的局麵。在維護國家穩定的前提下實現政治改革，成為沙特國內諸多政治反對派的共同目標。90年代末期，基於共同的政治目標和政治願望，沙特阿拉伯的諸多政治反對派捐棄前嫌，求同存異，開始走上尋求合作的道路。遜尼派伊斯蘭主義者逐漸放棄排斥自由主義者和什葉派伊斯蘭主義者的態度，直至與自由主義者以及什葉派伊斯蘭主義者結為政治盟友，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宗教和政治領域由此形成“伊斯蘭-自由主義”的嶄新思潮。
世紀之交出現的“伊斯蘭-自由主義”思潮，根源於沙特阿拉伯石油繁榮時代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20世紀70年代以來，沙特政府推行以石油經濟為基礎的多元化經濟政策，民間資本和私營經濟隨之得到長足的發展。隨著民間資本的壯大和私營經濟的成長，中產階級作為新興社會階層逐漸崛起。沙特阿拉伯的中產階級主要包括在沙特政府任職的中高級官員、商人、企業家、工程技術人員以及分布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司法和其他專業技術部門的各類知識分子。這一社會階層普遍具有較高的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中產階級大都與新興的現代經濟活動相聯係，是沙特阿拉伯最具現代性的社會階層。中產階級成員往往憑借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賴傳統的家族背景和血緣身世，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為中產階級提供了升遷的機遇，他們在沙特阿拉伯經濟與社會的諸多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沙特阿拉伯的中產階級普遍缺乏相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利，長期遊離於政治舞台的邊緣地帶，由此導致其對沙特家族政權的強烈不滿。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和實現廣泛政治參與的共同願望，促使新興中產階級逐漸超越教俗的差異和教派的界限，旨在調和伊斯蘭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潮即“伊斯蘭-自由主義思潮”開始成為沙特阿拉伯社會的重要意識形態，兼容宗教與世俗之不同色彩和吸納不同教派成員的新興政治運動即所謂的“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隨之始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