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對張子祥的影響很深。對於他來說，自己隻是做了一些應做的小事，但是群眾卻將這些事牢牢記在心裏，並且心存感激，這讓他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與關愛是如此重要，這種重要的聯絡紐帶，是不論在任何時代下都是極為珍貴的，是不應該被摒棄的。人民需要雷鋒式的人物，時代需要雷鋒精神！從此，張子祥在心中更加堅定要以雷鋒為榜樣，繼續為人民服務！
張子祥當兵十餘載，每時每刻都在以“雷鋒”的標準要求自己，激勵自己，他做過的好事許許多多，幫助過的人更是不計其數。1990年2月1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為題，開始廣播張子祥學雷鋒的動人事跡。緊接著，全國許多報紙都刊登了張子祥事跡的報道，一夜之間，張子祥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大街小巷，家家戶戶，仿佛都知道了有這麼一個人——被看成新時代的活雷鋒。
張子祥沒有因為自己的揚名而就此終止學雷鋒的步伐，就如他在日記裏所寫的：當我踏上學雷鋒之路，就像登上了長行的列車。隻有生命結束，才算到站。
第三節 人民公仆：楊善洲
在滇西保山市施甸縣，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鑽山溝溝；二十多年綠荒山，拚了老命建林場，創造資產幾個億，分文不取樂悠悠……
這首民謠歌頌的是一位六十年如一日，辛勤奉獻、造福人民的老人——楊善洲。
楊善洲曾擔任雲南省保山縣地委書記，是個“當官的”。不像那些腐敗的官員，楊善洲一生清廉，日子清貧，為官幾十年一直兢兢業業為國家、為人民操勞，從未懈怠。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年60歲的楊善洲光榮退休，組織上安排他去生活條件較好的昆明養老，但被楊善洲拒絕了，他說：“我要回到家鄉施甸種樹，為家鄉百姓造一片綠洲。”楊善洲的老家有一座“大亮山”，楊善洲的家就在這座山的腳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的環保意識還不強，為了謀取經濟利益，人們大麵積地毀林開荒，致使當地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山泉漸漸枯涸，大地失去生機，這一切，給當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退休後，楊善洲不願就此享受安逸的生活，他還想為自己的家鄉、為人民繼續奉獻。他一直記得自己的諾言：退休後，要為家鄉辦點事。就這樣，62歲的楊善洲卸下了原來的工作擔子，又挑起新的重任。他回到老家保山市施甸縣，雇了15個人、帶了18匹馬，爬上家鄉的大亮山，開始植樹造林。楊善洲就此紮根林場，一幹就是20年。
當初，楊善洲剛有去大亮山造林的打算時，家鄉人都勸他不要去。鄉親們說：“在大亮山上，像野櫻桃、鋸木這樣的樹都活不了，更別說大片的樹林了。”但是，鄉親們的勸阻沒有動搖楊善洲的信念。他找來植物研究人員，對大亮山進行全麵考察，製定了科學的植樹造林計劃。他還造訪了大亮山社的社長李宗清，想得到大亮山社的支持。李宗清社長見老書記這把年紀還在為造福家鄉努力，深受感動，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楊善洲的請求，並表示一定全力支持。
在楊善洲的努力下，林場迅速建起來了。山上沒有辦公場所，甚至連個房子都沒有，楊善洲就帶領林場職工就地蓋房，用木頭建起了幾間簡陋的屋子。他們在這不避風、不遮雨的房子裏辦公、吃住。山上沒有通電，照明靠馬燈。日用品稀少，他們甚至連一個像樣的床都沒有。沒有床褥，所有人都睡在木頭樁子支起的木板上，隻在上麵鋪上一層草。但老人和他的林場職工們卻一直堅守在這座山、這片林，從未放棄。
在楊善洲的帶領下，林場的經營很快有了起色，樹木漸漸成長，運營模式也日趨成熟，效益也開始逐步增長。但是，經營林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當中會遭受許多困難和打擊。就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當地發生了一次鼠災。幾夜之間，一群群“窮凶惡極”的老鼠，啃掉了林場中三分之二的茶樹。那時候，林場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是這些茶樹。鼠患給林場帶來了非常大的打擊，林場的許多人開始動搖，猶豫著要不要堅持下去。就在這個時候，楊善洲老人堅定地對大家說：“茶園毀了可以重新種植，人的精神垮了，事業就真正完了。”他鼓勵員工打起精神，不要被災難打倒，要繼續奮鬥下去。
這之後，林場又陸續遇到一些挫折。
有一年，林場種植的華山鬆被一種叫做“紫荊澤蘭”的毒草侵害，將近400畝的華山鬆遭到了破壞。但楊善洲依然沒有被挫折打倒，他帶領大家消滅毒草，繼續植樹。林場是由楊善洲一手創建起來的，但他卻不是林場的場長。除了每月70元的夥食補助，楊善洲不拿林場的一分錢。林場場長實在看不下去，非要給楊善洲500元補助，卻得到老人的厲聲質問：“我上山是來種樹的，要那麼多錢幹什麼？”
楊善洲不僅不拿報酬，還時常倒貼錢。他的妻子每次來林場探望他，林場都派車接送，以確保老人的安全。楊善洲的妻子坐過4次林場的車，楊善洲便向林場交來了300多元的汽油錢，林場不收，他說：“我當個領導已經夠‘特殊’的了，不能再占公家的便宜了。”不隻是自掏汽油錢，林場經濟困難的時候，楊善洲就用自己的退休費給大家發工資。
1999年11月，楊善洲老人在林場勞動時摔傷，造成左腿粉碎性骨折。當時，楊善洲已經是一位72歲高齡的老人了，然而，他隻臥床休息了半年，就拄著拐杖登上了大亮山，回到了他的工作崗位。老人像是一位永遠不會被打倒的戰士，不斷向前，向前，直到為人民、為國家奉獻到最後一刻。楊善洲曾說過：“我不是為了錢，我要是為了錢，就不會來這裏受苦了。”
楊善洲一生清貧，家裏連蓋新房的錢都沒有。2010年，保山市獎給老人20萬元獎金，老人將其中的16萬元捐給了當地的學校和林場，剩下的4萬元錢留給了跟著自己受了一輩子苦的老伴兒，作為養老的錢。有人保守地估算過，楊善洲老人建起的這片林場，最少值3億元人民幣，而老人卻分文不取，全部獻給了國家。
楊善洲擁有的，是怎樣一種無私的奉獻精神啊！他一輩子清貧，卻為國家和人民，奮鬥了一生。
他帶領林場職工，共造林5.6萬畝，林場林木覆蓋率達97%以上。昔日寸草不生的荒山如今已經鬱鬱蔥蔥。珍稀的樹種，在這裏生長；瀕臨絕種的動物，在樹林間棲息。整個大亮山，因楊善洲老人的付出而充滿生機。
2012年，楊善洲被評選為“感動中國”人物。在頒獎晚會上欄目組給楊善洲的頒獎詞是：綠了荒山，白了頭發，他誌在造福百姓；老驥伏櫪，意氣風發，他心向未來。清廉，自上任時起；奉獻，直到最後一天。六十年裏的一切作為，就是為了不辜負人民的期望。
楊善洲是大公無私、堅守信念、一生奉獻的代表，他為後人留下了一片綠蔭和一種精神！
人們應當繼承前人的優秀傳統和精神，發自內心地去做一個延續者。服務於人、幫助他人、奉獻自己的力量，其實這些離人們並不遙遠。相信每個人都做過利於他人的好事，也許在朋友遇到困難時，你挺身而出；也許看到貧困弱小，你上去幫扶一把；也許看到災區的遭遇，你慷慨解囊……這些都是雷鋒精神的體現。其實，在不經意間，你內心中的高大精神已經得到了體現。隻要人們可以常懷一顆善良的心，在雷鋒式的人身上更多地汲取精華，在自己的生活中堅持去做，就能夠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第四節 用汗水承載希望的老人：白方禮
有這樣一位老人，他年過七旬仍舊起早貪黑辛勤工作，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有這樣一位老人，他捐款35萬，自己卻沒有一分存款；有這樣一位老人，他一日三餐就是涼水、饅頭，卻支持300名學子走進大學的校門。這位老人，名叫白方禮。
白方禮老家是河北滄州，家境貧寒，13歲起就靠給人打短工，勉強度日。1944年，因生活實在困難，他孤身一人背井離鄉來到天津，開始了在天津的艱難生活。白方禮隻找到一份蹬三輪車的活計，但是那時候新中國還沒有成立，世道混亂，要繳付各種苛捐雜稅，偶爾還要被地痞流氓勒索欺負，日子過得極為艱苦。解放後，白方禮終於有了正式安穩的工作，成為了一名運輸工人。工作雖然辛苦，但白方禮很滿足，他每日勤勤懇懇地工作，不僅拉扯大了自己的4個孩子，其中3個上了大學，還成為了為人民服務的勞動模範。
1986年，已經74歲的白方禮退休了，辛勤了半輩子，終於可以領著退休金在家享清福了。但是，誰也沒有想到，74歲高齡的老人卻正要開啟他人生的新征程。白方禮退休後，回了一趟河北老家。這次回家的經曆，成為他人生的又一轉折點。白方禮回到家鄉，看到村裏那麼多孩子明明到了上學的年齡，卻仍在地裏務農，幹活，甚至有的外出打工，這讓他很難過。他問孩子們怎麼不去上學，孩子們告訴他：“沒有錢。”
白方禮因為從小家境貧寒，沒錢讀書，一直沒有文化，甚至連字都不認得幾個，這是他一輩子的遺憾。從老家回來後，老人幾天沒有睡好，腦子裏想的都是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們。他想，我這輩子是這樣了，不能讓孩子跟我一樣遺憾一輩子。
這一天，白方禮把自己的兒女都叫到家中，開了一個家庭會議。他告訴兒女們他要將自己的5000塊存款，全部捐給老家的小學。一說完這個決定，全家人都震驚了。要知道，在那個時候，5000塊錢算是一筆大數目，家人對老人的決定完全不能理解。白方禮的女兒白金鳳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當時我就不太理解，說您是不是腦子出現問題了。”白方禮對家人的不理解非常氣憤，他是一個固執的人，決定了的事就要做，他對兒女說：“這事你們是讚成還是反對都一樣，我主意定了，誰也別插杠了！”一副“誰要反對，就和誰斷絕關係”的態度。
很快，白方禮就不顧家人的反對，將5000塊存款全部捐給了老家的小學。在兒女以為父親的“瘋狂”行為終於告一段落的時候，白方禮又做了另一件令家人震驚的決定，73歲的他要重操三輪車舊業，把賺的錢全部捐給貧困學生。白方禮說幹就幹，找來一輛三輪車，上好牌照，就開始了他的三輪車事業。老人每天天不亮就出門，晚上八九點鍾才回來，有時候為了多掙幾塊錢，幹脆連家都不回，困了就窩在三輪車上睡一覺，不論春夏與秋冬，皆是如此。兒女們看到自己的父親如此辛苦，都勸他不要做了，但老人卻說：“你甭管，別惦記我，我挺好的。我一天天挺高興的，這樣活著，我覺得特別自在。”
白方禮雖然不是“文化人”，但做人極為有原則。他拉三輪車雖然是為了賺錢，但是有些錢他卻不掙。每次碰到老弱病殘，白方禮都會義務服務，不收對方一分錢。但老人這樣的義舉，卻遭到了一些同行們的記恨，認為這老頭子是裝好人，跟他們搶飯碗，有的人就將白方禮的三輪車的氣門芯拔了，車胎紮了。這些阻撓並沒有影響到老人的決定和做人的原則，依舊我行我素，揮灑汗水。
為能夠多攢點錢，白方禮的生活過得極為簡樸，他從沒花錢買過一件衣服，衣服和鞋幾乎都是撿來的，一日三餐經常是饅頭加涼水，有時候看到別人扔掉不要的饅頭，他也撿起來接著吃。有的人說他傻，說他腦子不正常，但是老人自己不這麼認為，他說：“我咋就不知道享受，可我哪舍得花呀，孩子們等著我的錢念書呢！“是啊，他的艱辛背後是眾多孩子們未來的希望。
白方禮每天最快樂的事，大概就是數著今天賺到的錢，如果今天賺得多，他就會特別開心，覺得又夠一個孩子一天的夥食費了。當錢攢夠一定數目，白方禮就會將錢捐給學校。他的女兒回憶說：“有一次，一所學校搞了捐獻儀式。絕大多數捐獻者不是公司老板，就是白領。隻有他一個是自己特別窮的老人。我們一走進教室，學校還沒怎麼介紹，底下學生就感動得鼓起掌來，特別熱烈。那場景，真是挺震撼的，對我也很有教育意義。”
1994年，已經81歲的白方禮將一個寒冬掙來的3000塊錢交給一所學校，校領導非常感動，對老人說：“我代表全校300名貧困生向您致敬。”
對方的感謝話語引起了白方禮的反思。他想，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可以幫助到的人也是有限的，想到這裏，老人又有了一個新的想法。第二天，老人就將子女們都召集到一起，宣布道：“我準備把咱老家的兩間老屋賣了，再貸點款，辦個支教公司。”
家人們對父親這些年的行動已經有所了解，雖然內心震驚不已，但也都知道不管怎麼說，老人也不會改變主意的。沒多久，白方禮就在火車站附近，租了一個7平方米的售貨亭，外麵掛著一個牌子，上麵寫著“白方禮支教公司”幾個大字，老人的公司這就算開張了。他將售貨亭交給夥計打理，自己還照常蹬三輪賺錢。
售貨亭旁有個小鐵皮棚子，這個棚子就是白方禮的“家”。為了多拉些活，老人幾乎很少回家，每天拉活拉到深夜，就回到這個小棚子裏湊合睡一覺，等天還沒亮，火車站已經有人出入的時候，就又蹬起自己的三輪，開始了忙碌、辛苦的一天。鐵皮棚子裏隻有一張木板床，和一件舊大衣，不管是盛夏還是寒冬，老人在這裏堅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後來天津市政府號召要整治車站街道環境，老人才帶頭將自己的“公司”給拆了。老人雖然難過，但仍沒有放棄，又找了一片地方，用塑料布支起一個小棚子，24小時等候乘客，繼續他的支教事業。
白方禮曾說：“我沒文化，又年歲大了，嘛事幹不了了，可蹬三輪車還成……孩子們有了錢就可以安心上課了，一想到這我就越蹬越有勁……”“想想那些缺錢的孩子，我坐不住啊！我天天出車，24小時待客，一天總還能掙回二三十塊。別小看這二三十塊錢，可以供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呢！”後來，白方禮由於年齡太大，實在無法再蹬三輪車，他就又跑到車站附近一個自行車棚子幫人看自行車賺錢，一看就是3個月。後來因為身體實在支撐不住，老人拿著看自行車賺來的500塊錢，來到天津耀華中學，把錢遞給老師說：以後可能不能再捐了，這是我最後的一筆錢。”
2005年5月，白方禮老人被確診為肺癌晚期。當年9月23日清晨，老人靜靜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
白方禮出殯的那一天，親屬車隊離醫院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時，自發前來為老人送行的人群已經擠滿了馬路，這些人中有許多人與老人素昧平生，卻都是受老人的事跡所感動的人。有人說，從沒見過一個普通老百姓出殯聚集了這麼多人。
幾十年間，白方禮老人用汗水和堅持奉獻出了一分分真摯的愛心：
1988年，為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捐贈5000元；
1989年，為天津市教師獎勵基金捐款800元；
1990年，為河北滄縣大官廳鄉教育基金捐款2000元；
1991年，為天津市、河北區、津南區教師獎勵基金、北門東中學和黃緯路小學等捐款8100元；
1992年，為“希望工程”和家鄉白賈村小學捐款3000元；
1993年，為我國建立的第一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
1994年，為天津市河北區少年宮捐款1000元；
自1995年開始的3年間，為紅光中學的藏族困難學生資助近5萬元，為天津大學困難學生資助近5萬元；
自1996年開始，用“白方禮支教公司”的全部稅後利潤資助南開大學困難學生，總金額約3.4萬元；
2001年，白方禮捐出了最後一筆錢，將幫人看車存的500元捐了出去。
此外，在白方禮十幾年的蹬車支教曆程中，還先後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第43屆世乒賽、市養老院等捐助款項。
老人的一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他不識字，沒有錢，甚至過著如同乞丐一般的生活，但他卻說自己很快樂，他看到孩子們能因上學而露出笑容就覺得滿足。他不是偉人，他隻是一個普通的蹬三輪車的老人，但他卻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承載了無數孩子的未來，給予了他們人生的希望。他的力量是那樣卑微，卻又是那樣的強大，他猶如雷鋒一般的奉獻精神至今仍感動著千千萬萬的人，感動著整個中國。